子产人物争议

子产卒年考证

关于子产的卒年，有多种说法。《左传·昭公二十年》作郑定公八年（前522年）；《史记·郑世家》作郑声公五年（前496年），且有关于子产曾与孔子会面的记载；《史记·循吏列传》作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卒。三说中，若认为“治郑”的时间单指子产为执政卿的时间，则《循吏列传》与《左传》大致吻合。至于《郑世家》的说法，不少学者认为可能是司马迁误把驷歂卒年当做了子产卒年；钱穆推测《郑世家》中的子产卒年及子产与孔子会面等事是后人编造的，并非司马迁本意；王亚男认为，司马迁是为了子产杀邓析事，及因《左传·哀公十二年》曾提及子产而系其卒于郑声公五年（前496年），实则若以“清华简”《良臣》为佐证，仍是《左传·昭公二十年》的记载更准确。总之，学界一般认为子产卒于郑定公八年（前522年）的说法是正确的。

另外，《史记·郑世家》关于子产身世的记载（“子产者，郑成公少子也”）也与杜注《左传》有出入，学界一般以后者为准。

子产乘济洧人

《孟子·离娄下》称，子产主持郑国的政务时曾用自己的座车在溱水、洧水边载他人过渡。孟子佐以孔子对子产“惠人也”的评价，评论说：“子产只知道布施恩惠，但却不懂得用道德治理国政。十一月搭好路人的便桥，十二月搭好行车的梁桥，民众渡河就不会为难了。君子以仁德整治好自己的政务，外出使行人避道都没有关系，怎么能一个个人去满足呢？因此，治理国政的人去使每个人感到愉悦和满意，那连时间也不够了。”孟子认为，子产渡人只是行小惠，而没有抓住为政的根本。后世包括南宋的余允文（有《尊孟辨》传世）、朱熹等在内的一些人也认同孟子的说法。

然而，也有评论者提出反对意见。苏轼认为，所谓子产以乘舆济人并非实情，其弟苏辙在《古史》中也列举了子产的诸多为政举措，指出子产是“以礼法行惠”，诸如“不知为政”之类的批评不符合事实。（见“人物评价”）也有研究者认为，郑国狭小，小惠易行，子产乘济洧人恰恰是小国政治的体现。

子产杀邓析否

邓析，春秋时郑国人，被视为中国古代讼师的鼻祖。《荀子·宥坐》、《列子·力命》、《吕氏春秋·离谓》、《淮南子·汜论训》、《盐铁论·疾贪》、《说苑·指武》等古代文献中均有子产杀邓析的记载。其中，《荀子·宥坐》和《说苑·指武》内容相近，为孔子在诛杀少正卯时提及此事；《淮南子·汜论训》也将两事相提并论。《列子·力命》、《吕氏春秋·离谓》记载较详，大意是邓析任意解释郑国的法律，子产为推行国法而杀之，而《列子·力命》更记载子产治下的郑国改用了邓析的竹刑。然而，《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子产去世，《左传·定公九年》又记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时间和人物上的差异引发学者争议。

汉代，刘向在《邓析子》序录中以《左传》为准（但该文作者及原文内容亦有争议）。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东晋张湛注《列子》、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也均对诸子著作提出了质疑。然而，刘向的《说苑》、高诱注《淮南子·诠言训》又支持诸子说。章太炎则在《春秋左氏传·郑驷歂杀邓析条》中调和两说，认为是子产杀害了邓析，但杀邓析和用竹刑这两件事时间不同：“《传》但云‘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不言月日，然则杀邓析在子产存时，用《竹刑》则定九年驷歂为政时也。”亦即，邓析并非死于前501年，前501年只是驷歂为政的时间。又说：“或子产杀邓析时，驷歂在侧参赞。”

文革时期梁效曾发文抨击子产，其中认为子产和邓析之间存在路线之争，但未明指其为子产所杀，而是模糊地说“郑国奴隶主贵族杀害”。该文在文革后被认为是影射史学之作，学者罗炽等人并且再次讨论邓析被杀之事，认为并非子产所为。其中，刘宏章、缪品端的文章认为《荀子》中“子产诛邓析”是记载子产杀邓析的源头，而《列子》和《吕氏春秋》中的相关故事是据此演绎出的。但学界仍有不同声音，既有采信诸子者，亦有采信《左传》者。学者杨皑认同章太炎的说法，认为是驷歂在子产的指使下杀了邓析；贾辰阳区分“诛”与“杀”，认为子产对邓析施加了“诛”这一耻辱刑，而邓析实际死于驷歂之手；王亚男则认为，诸子作品称子产诛邓析，是误“子然”（驷歂）为“子产”，盖子产较驷歂名气为大，遂有此张冠李戴之说。

通观以上各说，支持史书《左传》者将子产和邓析的卒年分别定为前522年、前501年，则邓析显然并非子产所杀，此外还有从子产相对宽容的言论政策入手者；同时对诸子说的形成，他们也给出了一定的解释。支持诸子说者为推翻《左传》的结论，多将这个问题与子产卒年考证和邓析生活时段的问题联系起来，并引用《列子·杨朱》、《汉书·艺文志》、《史记·郑世家》等的相关记载，以表现子产与邓析是同时代的人、甚至邓析比子产出生更早，或者子产活到前501年以后；更有甚者，索性否定“驷歂”这个人物的存在，称是《左传》为尊者讳而虚构了这个人“替”子产杀邓析。调和说或认为《左传》在时间处理上有模糊性，邓析确为子产所杀；或从文字考辨入手，给出新的解释。

史书与子书性质不同，《左传》亦被认为可信度较高，在史实记述上应该更为可靠；但关于子产杀邓析的记载，在子书中又太过普遍；《左传》的简洁，也留下了进一步解释的空间。孰是孰非，有当代学者认为已经很难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