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轶事典故

仗义疏财

晚清民初，程德全施政“以保全生灵为主”，可说是他的核心。为人也豁达大度，乐善好施。他的原配夫人秦氏，与他一起颠沛流离，不幸于光绪三十一年（1903年）去世。当时，他的经济地位虽然改善了，但仍常常负债。程德全受袁世凯集团排挤去官后，就回家省亲。儿子发达后光宗耀祖，程大观十分高兴。他鉴于过去长年穷困生活，推己及人，嘱咐儿子筹集多年积蓄下来的养廉银一万两，购买田地，准备用这些田地上的收入，来周济同族中贫苦无告的人。他要让程氏族中的人没有一人挨冻受饿。这是宋代名贤范仲淹创设的社会救助系统，为历代贤者所仿效，有的家族中的有心人家，甚至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创设起这套救助系统。正值筹备之际，朝廷重新起用程德全，召其进京。程德全匆匆自家起程，父子俩来不及商量有关办法。于是，在清明春祭的时候，程大观把全族的人都召集一起，将银子分赠给族里贫困的人，让他们拿了钱自己去力图生计，并且对于鳏寡废疾的人，也根据不同情况，给予救济。这一万两银子就一下子分完了。程氏的这一豪举，轰动了乡里。

迂腐一面

程德全书生出身，一些理念很迂腐。比如他因为笃守“寡妇不再嫁”的旧纲常，逼迫只不过给爱慕对象写过一封书信的儿媳自杀，并将替儿媳代写书信的唯一女儿逐出家门，嫁给一个看守胥门的九品城门官，且为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姑嫂一起自尽，终身不让女儿一家登门。然而女儿全家对他仍十分孝顺。后来程德全去世，遗嘱归葬寒山寺，但四个儿子或先已去世，或漂泊异国，最终是被逐出家门的女儿完成了他的遗愿。

收藏佛经

《北藏》刻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正统五年（1440年）凡1621部，6361卷，7186册，636函。民国十四年（1925年）云阳人程德全施资购于北京，入藏云阳弥陀院，此院藏书条件较差，解放初期始由万县人民政府捐赠西南人民图书馆。

民国二年（1913年）9月，程德全辞职住进了上海的租界。他闭门诵经念佛，逐渐看破红尘。1920年，他在常州天宁寺治开和尚座下受了五戒，接着又受了菩萨戒，成为皈依佛门的在家居士。程德全一心礼佛，卖掉了家产，购买了大量佛经，包括《永乐北藏》（清印本，约1800银元），并将这部《永乐北藏》送给了他的家乡云阳县（现为重庆市）的弥勒院。后来到了木渎镇的法云庵，开始了隐居生活。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程德全在上海请得一套清末民初刊刻的《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置放于自己捐资修建的云阳沙门寺，后移放于滴翠寺。《频伽藏》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由上海频伽精舍主人罗迦陵发起，民国二年（1913年）成书于上海哈同花园中的“频伽精舍”。它成书最晚、规模最大、收经种类最多，共收佛经8416卷。为了适合现代人阅读，该套藏经专门标注有句读，然而其行格密集（半叶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开本较小（边框长29.5-30厘米，宽22-22.5厘米），正文用四号字体排印，因此不便阅读。为更好弘扬佛法，程德全与万县弥陀院住持德高老和尚商议，拟合力再请全套《大藏经》，以备佛门弟子参学诵习，以传法宝于久远。

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穷了庵主人隐光同友人董冰鹄在北京坊间见有明刻本《大藏经》六千余卷，稍有残缺，但是刻工精良，纸本精致，于是与叶柏皋先生谈及此事。叶氏则告知程德全京都有明版《大藏经》出让之事，程德全于是委托隐光代为办理前期事宜。隐光则与书商刘若嵩议定，让其用柏林寺所藏《龙藏》本来补齐此明藏中的残破部分，以配足全经。民国十四年（1925年）春，程德全进京亲自商议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洽淡，最后成交，运费由程氏另筹。经过订价目、立议单、请部照，以及办理转运保险等各种手续后，四月下旬，程德全等人将这套藏经从北京运到上海。此时程德全已是65岁的老人，却在迎请佛经举措中事必躬亲、任劳不懈，其虔诚之心可谓日月可鉴。

重修寺庙

寒山寺的最后一次重修是在清末。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江苏巡抚陈夔龙等筹款集资，拓门构堂，铸钟筑楼， 稍谋复兴。程德全于宣统三年（1911年）继任江苏巡抚后，和布政使陆钟奇等募修扩建， 重构大殿， 翼以楼亭回廊，“几为吴下精蓝之冠”，“起衰复古，厥功伟哉。”为修筑寒山寺，程德全做了一系列工作。 程德全与张人骏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首先发布 《募修寒山寺启》。 寒山寺重新修建之后程德全又撰写 《重修寒山寺碑记》，陆钟奇撰写《重修寒山寺记》。 在重修寒山寺期间，历任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提调、 会典馆帮总纂等职的学者叶昌炽于宣统三年（1909年）受邀编纂《寒山寺志》。 全志分为三卷，内设志桥、志寺、志象、志钟、志碑、志僧、志产、志游、志事、志诗10志。 其中卷三附有寒山、拾得事迹，《寒山子诗集》 解题及诸家书牍、诗话、序、跋、考证。 程德全亲自为《寒山寺志》作序。 志成之后， 程德全又宴请名士郑文焯厘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