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元化传播天主教

孙元化在恩师、明代早期的基督徒徐光启的影响下，爱教爱西学，与教士结下深厚情谊。万历四十四年（１６１６）“南京教案”发生，驱逐教士。孙元化像徐光启一样保护教士，让教士毕方济、费奇规到他嘉定家中避难。１６２１年，孙元化４１岁，在北京入教。《利玛窦中国札记》赞扬这是徐光启努力的结果，说徐使孙成为“虔诚”的教徒。徐光启第１２世裔徐宗泽神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嘉定孙元化是徐文定公（即徐光启）的门人，由徐公被化。”对入教时的孙元化，教会著作或说“尚未中举”（《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或说“嘉定进士孙元化”信教（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郭居静》），均误。前者所据《明史》本传，失实，后说是臆断。据１９９２年《嘉定县志》卷３５，孙中举在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后来，孙三考进士未中。同书卷２５《明清进士题名录》也无孙名。

孙元化信教后，即赴杭州教友杨廷筠家中，邀请洋教士到家乡嘉定传教，于是有教士曾德昭、郭居静赴嘉定开教之事。关于嘉定开教的时间，诸书记载不一，有四说。

１９９２年《嘉定县志·总述·大事记》：“天启元年（１６２１），本县举人孙元化邀意籍传教士曾德昭、郭居静来嘉传教，并捐资在城区拱四图建教堂。嘉定始有天主教。”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记同。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作１６２２年。不过，又记１６２１年嘉定有教友６０人，１６２２年又增加７０人，１６２３年４００人，与１６２２年开教说抵牾。

费赖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罗如望》：“（如望）被派往江苏嘉定，曾在此城建筑第一教堂，其后不久被迫避难杭州杨廷筠家中。”据此，嘉定开教应在１６１６年南京教案发生之前。费同书郭居静传记：“１６２０年，（居静）又辟教区于嘉定。”又有１６２０年之说。

费氏同书记同事，前后矛盾，又误孙为进士，记载的准确性大有疑问。方豪、徐宗泽书均记孙入教后“即赴杭州”或“不久南归”。嘉定开教应在孙信教当年或次年。徐书记１６２１、１６２２、１６２３年嘉定信徒数，言之凿凿，嘉定开教应在１６２１年。

当时信教的名宦邀请教士到家乡开教，始于徐光启。１６０３年，徐光启在南京受洗。１６０８年，即邀郭居静到上海开教。李之藻１６１１年入教，同年即邀郭居静到他家乡杭州开教。孙元化效法师长，入教后即邀教士到家乡开教。在他之后，瞿式耜、叶向高也邀请教士到家乡常熟、福建开教。嘉定是我国最早一批设立教堂的府县。

孙元化为在家乡传教，出资在嘉定城区拱四图建一教堂，名小圣堂，堂址即在孙宅中。孙又在堂侧建房舍十余椽，供曾德昭、郭居静作居处。（民国《嘉定县续志·教会》）

由于孙元化的努力，嘉定开教顺利，三年后入教人数达４００人。曾司铎寄往西洋的报告书赞美说，嘉定教友男女老幼，无不热诚，同与弥撒，勤领圣事，乐听讲道，足与欧洲虔诚堂区媲美。（《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孙元化》）《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虔诚”的“依纳爵”（孙教名）“把很多别的人领入教门，虽然他自己忙于做其他的事情。”

嘉定教堂特别之处是附设学校，学校有园林鱼池，地极幽静，是读书的最佳处所，后来成为传教士学习汉语汉字的地方。在此教授、学习汉语的传教士有三人留下姓名，他们是教授汉语的费奇规，学习汉语的邓玉函、傅泛际。（《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嘉定在中国天主教中的地位很重要，“西士等以嘉定立为总堂，为（教士常年）驻足之所”。（圣教杂志社编《天主教传入中国概况》，见台湾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五十六辑》）当时，上海教友虽多，但教士一二年才一至，地位比不上嘉定。

嘉定还因为天启八年（１６２８）中国天主教界在此召开一次重要的教务会议而大大出名。当时，在华传教士对造物主的中文译名一直沿用传教奠基人利玛窦的译法，称“天”、“天主”、“上帝”。这是我国儒家经典对万物主宰的敬称。利玛窦把中国“天”的观念说成是天主教中的“造物主”，把天主教宣传的敬天爱人与孔子“仁”的学说相比附，借助译名提出“耶儒合流论”，大大缩短了中国士大夫同洋教的距离，有利于天主教的传播。“天”、“天主”、“上帝”的译名遂为中国人接受。利氏死后，继任管理中国教务的龙华民反对利氏译名，主张一律采用拉丁文译音，不顾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奉教士大夫徐光启等人的反对，于１６２８年在嘉定召集会议，讨论译名问题。这就是西方教史中所称的“嘉定会议”。会议还讨论中国教民祭祖祭孔是否有悖教规。出席嘉定会议的教士人数，记载有小别，台湾辅仁大学校长罗光《教廷与中国使节史》记９人或１０人。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杨廷筠》作１１人。１９９２年《嘉定县志·宗教·天主教》不载人数，记有与会的８名教士姓名：金尼阁、艾儒略、高一志、毕方济、曾德昭、费奇观（应作规）、龙华民。康志杰《明末嘉定天主教开教考述》（见《嘉定文化研究》）记出席会议的１１名教士的全部姓名，除上述８人外，其余人是天主教视察员李玛诺及阳玛诺、黎勃劳。我国奉教名宦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等列席了会议。讨论结果，华人教民祭祖祭孔沿袭利玛窦旧规，因为利氏认为这是中国人敬祖尊师，并非宗教偶像崇拜。对译名采纳龙氏意见，以后耶稣会不许用“天”、“上帝”称呼造物主。龙华民对此决议并不满意，认为“天主”的译名也应禁用，１６３１年著文重新挑起教内关于译名的争论。１６３３年再次集会，会议否定龙华民意见，保守利氏传统。“耶稣会士对于译名之争，到此告一结束。耶稣会中国区区长且下令焚毁龙华民所写的辩论文字，以绝祸根。”（《教廷与中国使节史》）

通过嘉定会议及其前前后后的辩论活动，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契合西方天主教与中国儒家学说，以学术辅传教的利玛窦传教方针得到重新确认，是中国教民所欢迎的。这是晚明至清初天主教大行于中国的重要原因，也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掀高潮的重要原因。

嘉定会议前后，孙元化嘉定居宅乐在堂成为在华耶稣会重要活动场所，嘉定天主教会可望有一个美好前景。可是，１６３２年孙元化冤死，蒸蒸日上的嘉定教务衰落了。可以这样说，明代嘉定天主教因孙元化而开而盛，也因孙死而衰落。不过，由于孙元化开创性贡献，嘉定天主教会已扎下根基，在孙元化之后，“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至清康熙年间，华籍教士吴历能使嘉定天主教复兴，得益于孙元化的流泽余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