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主要影响

吴潜政治

重用人才

吴潜向来爱惜人才，注重官员的任用。在选拔人才方面，首先，重视人才的平时储备。在重地要区预蓄人才，以备患事“无仓卒乏才之叹，亦无缓慢不及事之忧”。其次，注重对人才的广泛搜取，不限地域，至公四达。不拘荆、淮、湖、广，不止闽、浙、江左，使一方各有所进之士。第三，主张任人唯贤。人才是各行各业的，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吴潜认为，“大者道德器识，其次明察惠和，其次方略果敢；小者刑狱钱谷，岂可专取文艺之人？”应“备百官，济万事”，各有所长，各取所需，以益于公家。在科举取士鲜得实学的情况下，吴潜认为既然如此，不如实行类似乡举里选的方法，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从下级属吏、读书讲义之人当中选拔人才，不要仅局限于一个人的笔墨文章。他对当时的人才状况有清醒的认识，表示了不拘一格用人的思想。吴潜为右相时曾引用高斯得，他们既非腹心之交，也非金石之友，只因听说高斯得为浙东刑狱使时敢于弹劾嫡亲党而心生敬佩。这与贾似道任人唯亲的做法有天壤之别。

兴办慈善

吴潜非常看重“孝悌”。并且还身体力行，乐善好施，全力开展慈善事业，广泛宣传孝悌之道。“尧舜之道，光于万世，其要非他，孝悌而已……孝悌积而三纲五常立，三纲五常立而天下定矣……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臣以为慰天人之心，延国家之祚，消夷狄盗贼诸变，其机端在于此。”南宋时，由于中央推行的慈善事业的萎缩，地方慈善事业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大量的地方官员参与或创办慈善机构。这些机构的经费来源主要是政府的拨调，管理运作系统还是由政府一手包办。一旦官员调任离职，慈善机构能否维持下去就取决于继任官员是否重视。

绍定二年（1229年），吴潜添差通判嘉兴府，前任知府岳珂曾想建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结果由于经费极缺而作罢。吴潜上任后，多方筹备，扩田纳粮，办起了养老院，让无依无靠的老人颐养天年。宝祐四年（1256年），吴潜授沿江制置大使、庆元府通判。到任后，吴潜“条具久远之计禀告朝廷，皆奏准颁行”。府治宁波人多物阜，却仅有养济院三数间，吴潜到任时已废为马厩，“不惟实亡，名亦亡矣”。再加上朝廷严禁常平司擅自发放赈济粮饷，即使有所发放，也是“受济的人本就少，而鳏寡孤独中得到赡养的又更少”。吴潜刚一到任就合并废弃的酒务所，略加修葺，又增建一些屋舍，共一百零五间创成广惠院，汇聚城内外三百位流民长期居住。为了让广惠院长久发挥作用，其所需开支不完全依靠中央政府的调拨，往往在不影响地方财政运作的前提下，吴潜向地方政府寻找经济援助。“请求朝廷调拨淘湖米千硕；在郡中又增置田租，且每年划拨四万贯铜钱充当费用。”他还特别强调广惠院“所费皆不取于郡之经常”。从此“穷州陋邑犹有所谓居安、安济之所”，吴潜心里颇感安慰。随后便请求朝廷把此项政策变为“永制”，泽被后世。

吴潜军事

海防

唐宋时期，一方面有日本、高丽的商贾乘船而来，在东海一带进行商品贩卖。另一方面，特别在宋朝后期，来自日本、高丽的海盗就已对东海边防构成了威胁。南宋时，任沿江制置的吴潜，成为中华民族最早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

面对南宋后期倭寇猖獗的形势，吴潜首次提出“义船法”，统一处理民船编制单位，方便沿江制置使调度，更好的应对倭寇，并将民船与百姓的收入来源直接挂钩，兼顾民生，一举两得。他命令明（宁波）、温（温州）、台（台州）三州所属的每个县，推选出本地有财力的人，来主持摊派船只。按乡都的宽广决定征发船只的多少，“如果一个县每年调三艘船，而登记的船主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五六十家共同置办六条船来，均钱备船。交出其中三艘供征调，余下三艘为百姓赚钱谋利；其他没有任务的船，就让船主们维修保养，以供来年征调。”凡是用于征调的船只都烙上统一的标记，按时调用。被抽调的船只停靠在江边，不定期地轮番下海巡逻警卫。于是“有船者没有逃避的理由，无船者没有被强制征调的顾虑，断绝贪官污吏利用模糊政策贪污克扣的隐患，消除沿海居民倾家荡产的担忧，人心安定，天险稳固，边海之人莫不欣然听从。”船主们为了保护乡里，争着拿出自家的大船来听凭调遣，并择日在三江口集合兵船、民船一起检阅，整个海域因此平安无事。同时，吴潜设定水军的“海上十二铺”，构成一个海上长城，对来自倭、丽（高丽）的威胁起到了有效的震慑作用。面对这样的“军民联防”，明朝冯梦龙给予极高评价：“海上如此联络布置，使鲸波蛟穴之地，如在几席，呼吸相通，何寇之敢乘？”

抗蒙

吴潜根据蒙宋双方军事形势，在军事上提出精确的意见。“窃见金人既灭，我遂与彼为邻。法当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这是他对外军事政策的纲领。即修战备而取守势，静观其变，相机进取。和不可恃，所以只能以之为形；无力进取，不得不实取守势；战不可免，又必须敢于抗战才能达到和守的目的，所以要随时做好准备，当战则战。这与投降派平时无备，临战溃逃，一昧求和，苟且偷安大有区别。

在备战时期，吴潜对当时的宋蒙金形势有着较为清楚的认识，因此他充分发挥“以和为形，以守为实，以战为应”的战略思想，对蒙古主张以防替和：第一，吴潜主张用“以守为实”的方针补充兵力，他指出从潼关到清河的防线上，需要15万精兵才可防守，“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第二，吴潜强调补给顺畅和控制交通要塞的重要性，他认为守城必先有粮。而荆襄连年饥荒，民不堪命，即使有粮，运输也是一大难题。因为汴河已失修百年，水运不通；陆运难于登天。第三，吴潜还在大的纵深战略上分析了蒙古进退的可能性，指出蒙古于情于理都不会真正撤兵，因此南宋方面决不能以表面和平而懈怠战况，并坚持用“以和为形”来为宋军的军备调度做好铺垫。他还识破蒙古撤军的圈套，进军河南则会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而急于建功立业的理宗不顾实情，冒然发动战争，结果一败涂地。南宋从此在对蒙战略上采取闭关守境的方针，由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御。在总结教训时，吴潜分析“苟不谨重，而轻于一发，由轻得败，由败得畏，由畏得亡”。这一观点和杜范“端平失于轻动”是一致的，他认为是主政者的轻举妄动、急功冒进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可见吴潜对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准确的判断和中肯。

在战争初期，蒙古大兵压境，吴潜提出“会兵黄州，勒兵而进，开府于鄂，进师江陵。示以形势，压以声威。”吴潜的进军策略主要是以声势压迫蒙军撤退，这就体现了他“以守为实，以战为应，兵不可轻用”的防御措施，并且他还注意到了瘟疫的节令性，提出以守来制造时间。他计划中的救襄路线和蒙军的进攻路线基本一致，但由于朝廷拯援不力，导致“北军”叛乱。次年，襄阳城被攻克，蒙军长驱直入，进逼江陵（今湖北沙市）。面对即定形势，吴潜只好退而求其次，立即给左相郑清之写札子，论说在京西既失的倩况下，应当招收京淮地区的丁壮，组成精兵，保卫江西，防止蒙古军将东西中战区连成一片，这样南宋方将全面失守。

南宋在荆湖战场便陷入被动挨打的地位后，蒙古东路军在向两淮地区发起猛烈进攻。吴潜先后写了六道奏疏，分别论述他的“防江之算”。首先是招兵买马，利用流民，重用良将，论功行赏。有功不赏有罪不罚，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天下。所以朝廷要论功行赏，轻重先后贵在得宜，让全军上下莫不感激思奋。这是博取人心，招徕俊杰，激昂战功，保全边境的第一要义。其次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与其分兵力于贼已去之滁，孰若合兵力于吾必争之真？”三是合并荆湖南路、北路为一司，由孟珙统一部署，着重防御上流，“盖上流存则国存，上流破则国破”。吴潜指出蒙军一旦打开川东门户，便可顺江东下，直抵临安。在孟珙提出的“上流备御宜为三层藩篱”的防御方案中也是将四川、京湖两大战区连为一片，互相应援，增强抗敌实力。

吴潜经济

吴潜多次总领地方财赋，统管一方经济，对国家的财政形势和经济措施颇有见地。尤其是整顿楮币（纸币）方面，建议策略行之有效，多次得到理宗的赞赏，以至淳祐末年提为右相“专任救楮之责”。理宗亲政当年，下诏求直言，任太府卿总领淮西财赋的吴潜就率先提出改革楮币的建议。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对国家的危害，提出了纸币是国家命脉的观点。当时金朝灭亡，由于金的纸币泛滥比南宋还要严重，所以吴潜认为金国内恶性的楮币贬值、通货膨胀等经济形势亦是其灭亡重要原因。他希望理宗能以此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纸币发行过多，为保持收支平衡，必须收回一部分。朝廷采取用金银、官诰、度牒交换以回收旧币的方法，在吴潜看来不能解决问题。他反对用金银回收纸币，他认为财政不平衡，纸币发行数量大，政府所贮存的金银有限，不足以维持兑现；度牒发放会导致游手好闲的人口增加，进而影响到社会生产和国家税收；官诰发放会败坏国家吏治。所以吴潜提出 “用商贾品搭盐钞回收旧楮”，由于这一方法没有时间限制，旧楮回收效果不大。同时新会子印造无数，即出即贬，这样导致物价腾跃，比之前更加严重。所以吴潜认为应在规定时间内，令商人用盐钞买盐时必须搭上一定量的旧会子，这样不出数月，旧会即退出市面，新会子自可流通，物价自然降落。吴潜想通过对商人的搜刮来减少市场上流通的纸币数量，很明显这侵犯了商人利益。商人高价卖盐后，定会提高盐价，把损失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最终仍是民困国乏。

后期吴潜抓住了治理纸币的关键，即考虑对“和籴”的影响。“以朝廷和籴言之，则可以宽国计；以阎闾日籴言之，则可以宽民生。”和籴是由朝廷拨付本钱，高于市场价收买农民的剩余粮草，目的是保证边防军需和京官俸禄，有时还可平衡物价、避免谷贱伤农。但当时“和籴”已成为变相的赋税。强制籴买，无偿加耗，籴本不用现钱，而用会子、官诰、度牒等，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些东西犹如空头支票。而朝廷为了回收旧会，无限制印造新会，发放官诰、度牒。愈造愈贬，愈贬愈造，结果楮币回收了了，物价却上涨不少。“吴潜认为“和籴”无法罢除的情况下，朝廷实施的救楮政策最要考虑到对“和籴”的负面影响，减少对其本质的破坏，这也不失为上策。但是在政治腐败，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建议很难实现。

吴潜水利

在宁波主政时，吴潜秉承“渠田相生”的思想，指出水利和农业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他非常关注水利对农业的影响。当时鄞江流经慈溪县的夹田桥，由于民田阻隔，江水无法畅通，以致于大旱之年，下游农田无点滴之溉；涝灾肆虐时，不仅上游变成一片泽国，而且还直接威胁到下游的广大区域。为解决此种情形，吴潜自筹钱款买下民田，召集人马疏通河道，将其命名为“管山河”。吴潜还提倡“水闸一体”，将管山河延伸到控水大坝——茅针碶。保证河水就畅通无阻，另外又有水闸控制着排洪或蓄水，从此害河变成益河。

吴潜还非常注重水利系统化的建设，将全郡的水道、水闸、水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与联通。吴潜在今鄞江镇东首，它山堰附近，修筑“洪水湾塘”，接着又修砌“吴公塘”，长3660丈（约合12.2公里），方便泄洪排水。吴潜重建宁波鄞西高桥，减小水势并联通交通。并全面整治碶闸堰坝：南乡陈婆渡建楝木碶；西北高桥乡建大西坝、筑北郭碶；府城南门奉化江北岸，重建澄浪堰。其中大西坝、北郭碶、澄浪堰等水利设施，均直接沟通月湖水系，用作阻咸蓄淡、泄洪排涝及船舶交通。

水则碑

吴潜还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即水则亭，解决了提前开闸会浪费水资源、延缓泄洪又可能造成水灾的问题。吴潜根据城外、城内河流沟通和水面应在同一平面的事实，颁布了“平水”测量法。他建立了全城统一的“水则”（水位标准）标识——建立“水则亭”，亭中立水则碑，碑上镌刻“平”字水位警戒线，作为开闸放水的标准线，然后推算了关闸闭水的标准线。并在标示正常水位；并颁布政令，规定城外所有碶闸均以“平”字的淹没，作为开闭闸的标准，水没平时，起闸泄水。从此，地方长官可以方便的测算出各处水情，一看警戒线，就可下令开合水闸。这三条线，是中国水利科技史上的重要发明。

吴潜文学

吴潜是南宋词坛的重要词人。词风激昂凄劲，题材广泛，主要是抒发济时忧国的抱负，也常吐露个人理想受压抑的悲愤。“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满江红·送李御带珙》）是他壮志未酬的自我写照。吴潜也能诗，多为纪游、即事之作，有的也抒发“丈夫勋业在安边”（《送曾阿宜往戍》）的抗敌抱负。

写景词

吴潜的写景之词中比较著名的有《满江红·豫章滕王阁》，该词作于淳祐七年（1247年）春夏，吴潜遭罢，改任福建安抚使，前往福州道经南昌时所作。“万里西风，吹我上、滕王高阁。”起笔着题，“万里”用得极有气势，“吹”极为生动，写出了登临高阁时的兴致。上阙景物写得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又处处映照着《滕王阁序》，融通今古，拉长视野。这段景物描写明显地浸染着作者的情绪，如“征帆木未”就包含着前途渺茫之感，而“今犹昨”则蕴含着物是人非的深沉感慨，并且引出下片的抒怀。下面由近及远，回首往事。“岁月无多人易老，乾坤虽大愁难着。”他已入老境，有志难伸，而社稷颠危、国难深重。以固态体积状愁，既给人以形之大、又给人以质之重的感觉，想象奇特。上面都是登高临景惹起的对往事的回忆和无限慨叹，由此抒发出的郁闷不平之气，亦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向黄昏、断送客魂消，城头角。”结句哀思绵绵，刚柔相济，益显其沉痛悲郁。自王勃大作问世以来，吴潜此作未与时消没而留存至今，除了其写景的精要、生动、清畅外，就因为它真实地抒写了一个失意政治家的人生悲感和忧愤。仅就抒情写怀而言，该词也是沉郁动人的。

送别词

送别词中，《满江红·送李御带珙》尤为感人。词的开头即问友人李珙何以辞官，可见这不是一般的聚散迎送， 牵动肚肠的也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可是下文却没有回答。而是写李珙辞官后的逍遥生活。作者有意引而不发，使人感到飘逸的表象下隐藏着别种意绪。“报国无门空自怨，济时有策从谁吐？”用问句表达出来，其中含有无奈、落寞、怨恨、孤独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感。“拚一醉，留君住。歌一曲，送君路。”才是送别之题。“遍江南江北，欲归何处？”一为问询，一为慨叹，即罢官之后很可能“无所于归”，其中的关切、忧虑表露无遗。这与下面的情绪表现又紧相联贯。这首送别词写得悲郁慷慨，表达了作者对友人的深切理解、对其遭遇的深厚同情，同时也对朝廷的昏聩表示了强烈愤慨。这些情绪有层次的推进，几个问句显示了推进节奏，结句达到了高潮。从全词不难看出，作者通过抒写李珙的遭遇，寄予了个人的身世感慨，所以这首词亦是自况。在当时的环境下，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是爱国人士的普遍命运。

游乐词

游乐词代表作有《满江红·金陵乌衣园》，为吴潜在建康（今南京）任淮西财赋总领时所写。开篇把一切写得十分美好。后文笔锋一转，“问江南池馆有谁来？江南客。”这里运用乐景写哀的反衬写法，由于仕宦的不如意，再加上其兄吴渊的投散，自然会产生郁郁不得志的心理。下片转入怀古：“乌衣巷，今犹昔。乌衣事，今难觅。”两句以“乌衣”并提，但巷犹昔，事难觅，对比十分鲜明。“但年年燕子，晚烟斜日。”吴潜的今昔之感借化用了刘禹锡《乌衣巷》中的燕子作了具体呈现。但刘诗旨在奚落、讽刺，吴潜用于是景仰、怀念。下面吴潜由历史沉思回答自身：“抖擞一春尘土债，悲凉万古英雄迹。”“尘土债”指自己和其兄的官务、宦情。“尘土债”与“英雄迹”对照，显示了自己及其兄多少沉沦下僚、尘驱物役的苦闷和愤慨；“英雄”二字显示出兄弟二人不同于那些世俗之人，他们悲愤的是壮志难酬。至此，吴潜游园所触发的深层意识才终于显现出来。“且芳尊随分趁芳时，休虚掷。”照例应景之意。本来这赏春宴游在他看来就是“虚掷”的表现—— 虚度了光阴，蹉跎了志业，可他却说这样才不虚掷，这是激愤的反语。更显沉郁。全词线索分明：由写景开始，欢乐之景衬托出心中郁闷之深；然后怀古，由历史之事引出个人身世的慨叹，可以说写景和怀古都是为写人服务的，而且结合得非常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