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以晃去世

从下面的史料可知胡以晃的结局——

“（咸丰五年）十一月庚申朔，贼石达开、胡以晃大股自义宁窜陷新昌，……犯江西临江。”

“曾国藩暂解九江围师，遣副将周凤山援瑞州、临江。调还湖口平江勇，助九江官军，扼贼下窜。分青山水师贺虎臣一军，驰赴省河，助江西水师。知府刘于浔防贼东渡薄省垣。饬罗泽南暂屯通城，牵制贼之大股。因疏言，据各路探报，此次贼犯江西，为伪翼王石达开及伪豫王胡以晃等率众内犯。”

十二月，“闻江西贼势猖獗，(彭玉麟)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曾国藩大喜，属领船三十艘，赴临江扼剿。”

“贼由湖北通城入江西者，以伪翼王石达开为首，伪检点赖裕新攻陷瑞州，伪翼贵丈夏(黄)姓，伪豫王胡以晃攻陷袁州……石贼久据临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贼，必萃于此。”

“（咸丰六年二月）甲午，刘长佑督田兴恕、梁开国等由醴陵进援江西萍乡，败贼于清山铺。……是日(庚子)，刘长佑收萍乡，追毙贼千余，擒斩伪副疏附施天禄等，驻军十里铺。贼据守芦溪、宣风，未几，要瑞州、临江贼分道扑营，我军设伏败之。”

1.“（咸丰五年）十一月庚申朔，贼石达开、胡以晃大股自义宁窜陷新昌，……犯江西临江。”

“曾国藩暂解九江围师，遣副将周凤山援瑞州、临江。调还湖口平江勇，助九江官军，扼贼下窜。分青山水师贺虎臣一军，驰赴省河，助江西水师。知府刘于浔防贼东渡薄省垣。饬罗泽南暂屯通城，牵制贼之大股。因疏言，据各路探报，此次贼犯江西，为伪翼王石达开及伪豫王胡以晃等率众内犯。”

十二月，“闻江西贼势猖獗，(彭玉麟)间关徒步行七百里，抵南康，曾国藩大喜，属领船三十艘，赴临江扼剿。”

“贼由湖北通城入江西者，以伪翼王石达开为首，伪检点赖裕新攻陷瑞州，伪翼贵丈夏(黄)姓，伪豫王胡以晃攻陷袁州……石贼久据临江，为上下适中之地，凶悍之贼，必萃于此。”

“（咸丰六年二月）甲午，刘长佑督田兴恕、梁开国等由醴陵进援江西萍乡，败贼于清山铺。……是日(庚子)，刘长佑收萍乡，追毙贼千余，擒斩伪副疏附施天禄等，驻军十里铺。贼据守芦溪、宣风，未几，要瑞州、临江贼分道扑营，我军设伏败之。”

以上出自李滨《中兴别记》，石达开、胡以晃率军于咸丰五年十一月至六年二月(1855年底至1856年初)，在江西临江、袁州、萍乡一带，与清军主力曾国藩、罗泽南、彭玉麟及刘长佑等，开展了激烈的决战。可是二月以后，突然地再也看不见有关胡以晃活动的消息了。这就是说胡以晃很可能是这年二月中旬前后病死的。因为双方各路探报，通过旗号、告示，俘虏、间谍、截获文书等方法，很容易探知对方的主将姓名，故清方明确地报导了石达开在这年三月从江西调往安徽，又报道了石达开调走后江西军务改由黄玉昆主持。后来黄玉昆战斗阵亡，清方也及时掌握情报。胡以晃在此以前在安徽、江西一带活动，清方都有记载，为什么在石达开调离江西以前胡以晃突然下落不明了；又为什么石达开走后只由黄玉昆单独主持军务，而对一向由胡以晃、黄玉昆联名一起的这支主力部队，突然不再提及胡以晃姓名了呢?合乎逻辑的回答只能是在石达开三月初调走以前胡以晃病死临江军中，以致中止了他半生戎马的军事活动。

2.对照各地方志记载，情况也可互相印证。据《峡江县志》记载：“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十六日，黄玉昆、胡以晃自临江来。”《新喻县志》载：“咸丰五年(1855年)十一月二十日护天豫(胡以晃)、翼贵丈(黄玉昆)由临江到罗坊。”《袁州府志》“咸丰五年(1855年)十二月初一日，翼贵丈黄玉昆、护天豫胡以晃自临江来占城。”这些地方志证实胡以晃当时活动始终以临江为中心，且上述各条都把胡以晃、黄玉昆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有时先称胡以晃、后称黄玉昆，有时先称黄玉昆、后称胡以晃，如形与影，紧联一起，而自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以后，各地方志记载黄玉昆时就不再提及胡以晃了。而且其他各省的方志上从此也再找不到有关胡以晃活动的记载，而且各地再看不到胡以晃署名的告示了。这决非偶然的。上述史料还告诉我们胡以晃跟石不跟韦。

3.清军战报记载胡以晃的最后一次消息，要算骆秉章所属刘长佑军在二月中旬在萍乡战役中缴获“护天豫”大黄旗一面。自此以后也再未见有关于胡以晃的报导。联系上述《中兴别记》咸丰六年二月条所记“刘长佑收萍乡”时，太平军自“临江来援”，清军“设伏败之”，两相比照，时间略同，可知所谓“走毙”，应即指这一战役中中伏败归临江以后不久就病死了，很可能参加援救萍乡时他是抱着病去指挥作战的。

4.曾国藩的奏疏也提供了重要证据。曾国藩当时是清军主持江西军务的首脑人物，对太平军在江西地区活动的主要将领行军路线，总是及时打听清楚并核实记录。可是他开初向清廷报告石达开与胡以晃、黄玉昆率大股进入江西，后来却只报告石达开于咸丰六年三月初离开江西时只带定少量部队，原先进入江西的大军主力仍留在江西作战。江西军务改由黄玉昆主持，不提胡以晃了。他的奏疏说：“江西贼势之浩大，党类之众多，臣前疏业已缕晰言之。厥后三月初间，逆贼石达开窜扰皖南，带去男妇三万余人，然多系江西新掳之民，非尽两广久从之贼。江西贼势，仍末衰落，八郡名城，久被陷落，……。贼以全力围囤江西，未尝有一处之暇隙，一日之松懈也。臣等查阅俘获伪文，参核各处探报，贼首之在江西主持军务者，自去年十一月至本年二月，以伪翼王石达开为主，三、四、五月，以伪翼贵丈黄玉昆为主。”可见胡以晃突然从敌人的奏疏中消失，也是在二月中旬从临江出征萍乡遭伏败回临江以后。在二月底三月初石达开撤离江西以前，胡以晃已终止公开活动。

上述史籍、方志、军报、奏疏。同样都反映出胡以晃是在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中旬停止活动的。把这些资料联系起来分析，不难得出结论：《金陵续记》所记胡以晃病死在临江是可信的，时间约在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中下旬，决不会迟于这年的三月初。也就是说，在天京事变爆发前的几个月胡以晃就已不在人世了。

另外，对胡以晃“病毙于江西临江府城”作明确记载的《金陵续记》一书，作者是当时的金陵(即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人，此书内容以记金陵情况为主，于天京事变的前因后果及发展过程有所述及，独不提胡以晃与天京事变有任何牵连。这一点也足以说明胡以晃在天京事变前已病死江西临江的消息是确凿有据的。而所谓由胡以晃告密挑起内讧的说法并不可信。按天京事变系由洪秀全等仓猝发动，并非于几个月前就决定发动这场事变的，那么，几个月前在前线指挥对清作战的战斗中病逝的胡以晃，怎么能参与这次突然袭击呢?至于说胡以晃因参与内讧而被镇压处死，那更出于以误传误。石达开所部各军全未参与屠杀杨秀清的事变，便是明证。

造成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布列治门对内讧后处死三个主要领导人一事作如下报导：“除韦昌辉外，尚有其他多人伏诛——尤其是两个高级首领即排班第七、第八者。……为我叙述两王内讧事的两个洋人(其中一个叫肯能)的上司，即在此役被难者。”这位“排班第七者”的洋人的上司是顶天侯秦日纲，洋人肯能描述(由麦高文记载)说：“天京派兵把顶天侯带回，即行处斩。顶天侯之处死刑也是应翼王之要求的。”那么与这个“第七位者”的顶天侯秦日纲一起被诛戮的“第八位者”又是谁?

这点在清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清军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的奏折中有提及。他向清廷报告太平天国在诛韦昌辉之后，并将燕王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镕于十一月初一日，即太平天国丙辰十月二十二日诛死。这份档案的发现，恰恰是对布列治门所报导的三名伏诛者作出了具体的注脚，即挑起内讧有较大罪过而伏诛的是韦昌辉(第五位者)、秦日纲(第七位者)和陈承镕(第八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