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绰影响

《晋书》有传，晋室南迁之后，避乱到江南的士大夫把崇尚老庄和清淡之风带到江南并加以发展，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玄学的盛行，使佛教徒附会玄学欲使玄佛结合， 许多佛教徒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东晋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佛教在东汉传入后首先被附于黄老之家，魏晋时代则依附于玄学。南北朝时期佛教才逐步独立，至隋唐方高度发展并形成各种宗派。佛教般若思想大约是两晋之际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佛教徒借玄学的概念、命题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以便使这种思想更容易更迅速地进入上层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但是，由于过多地使用老庄玄学概念、命题去比附译解般若经典，则使佛学在某种程度上被玄学化了。玄学内部有许多的派别，如贵无派、崇有派、独化派等等，这些派别的影响使佛教内部发生分化，东晋时期，佛教内部因对般若思想理解不同而出现了所谓“六家七宗”的争论。仅就《高僧传》中的僧人就有支遁、道安、僧肇、佛图澄等64位名僧都有极高的玄学水平。从中不难看出东晋南北朝玄佛合流的盛况。东晋时，玄学家虽然精通佛教，却不在注老庄列中运用佛教理论。南北朝道教也开始大量吸收老庄玄学理论构建神学。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理学、禅宗所继承。孙绰被誉为玄言诗的名家，但其所作之诗仍不及支道林。

孙绰为当时朝廷地方重臣，曾任右军长史、永嘉太守时，在会稽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与谢安、王羲之等皆为一时名流，是当时士族集团的重要成员。殷浩、桓温、庾亮等的墓志碑文，均出其手。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四十一人会于兰亭，饮酒赋诗。孙绰与其兄孙统各赋诗两首，孙绰并被推举撰《兰亭集诗·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工丽细致，词旨清新，在晋赋中较为有名。赋中虽流露出求仙思想，但对景物作了细致的描绘，如：“赤城霞起而建标，瀑布飞流以界道”，“双阙云竦以夹路，琼台中天而悬居。朱阙玲珑于林间，玉堂阴映于高隅”等句，文辞工整秀丽，颇有情韵。孙绰视此赋为平生得意之作，曾对范启说：“卿试掷地，当做金石声也。” （《世说新语·文学》）有《孙廷尉集》，原书今佚。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有辑本。... ...

另外有《情人碧玉歌》二首，《玉台新咏》题为孙绰作。但此二诗颇具民歌特色，或疑非孙绰所作。

在他的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喻道论》。(载《弘明集》卷三)说文以问答的形式对佛和道、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出家是否违背孝道等问题进行了论证。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後又一部捍卫佛教立场的论著。关於何谓「佛」与「道」，孙绰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佛是体悟「道」的道者，佛道并没有冲突。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无为」所以虚寂自然；「无不为」所以具有化导万物的神秘莫测的作用。他认为佛、道至为高深的，人们往往囿於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

关于周孔之教与佛教的关系，他提出了「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的观点，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用如此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儒佛一致论。有人设问∶「周孔之教何不去杀？」孙绰回答说，这是误解了圣人。难道圣人有杀心吗？圣人并无杀心，杀心实是下民的野心。圣人有见於人们相互争斗，甚於豺虎，才转而求其次(「不去杀」)，为的是「去一以存十」，知其轻重，则知圣人之用心也。他认为佛教著重於内心教化（「明其本」），周孔主要是社会治理(「救极弊」)，两家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

关於出家是否违反孝道的问题上，孙绰认为佛教徒出家修行正是走「立身行道，永光厥亲」的道路，这正是最大的孝行。另外，《喻道论》中还论证了佛教因果报应等思想。从各个方面向人们说明了佛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同时说明了它们与儒家之教是一致的，相互补充的。

东晋偏安江左,清谈之风更甚,反映在诗歌创作中是玄言诗盛行。梁代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和许询就是这种诗风的代表。《诗品》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孙绰的《答许询》就是明显的一例。其第三章中"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等句，实际上是用四言诗演绎道家哲理。但他也有一些较好的诗,如《秋日》中"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霄；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等句，写景生动。孙绰《答许询》：““遗荣荣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师，修德就闲。散以玄风，涤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园。道足匈怀，神栖浩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