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人物争议
天启时期，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不仅残酷地排除异己，而且加深了对百姓的盘剥，使得民不聊生，政治极度黑暗。其时，国内土地兼并剧烈，苛捐杂税繁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这必然导致了人民的反抗。天启元年（1621年），白莲教在山东揭竿而起，奢崇明、安邦彦起事于西南，天启七年，国内还爆发了山东的徐鸿儒起义和陕西的王二之起义。
天启年间，朱由校不但面临内忧，还有外患。山海关外，后金政权步步进逼。随着后金势力逐渐壮大，沈阳、辽阳等地相继沦陷，进逼宁远（今辽宁兴城），辽东局势日趋严峻，辽东经略熊廷弼遭到罢免。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为稳定辽东，朱由校不得不再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根据辽东实际情况，制定了三方布置策。而掌握辽东实际兵权的巡抚王化贞，却不顾当时敌强我弱、容易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力主分兵把守，全面进攻。朱由校优柔寡断，没有主见，不对经、抚之争作出合理决断，以致后金军各个击破，攻陷广宁及其周围40余城。在阉党策划下，天启帝杀了坚持正确方略的熊廷弼，巡抚王化贞亦被逮捕论死。随着阉党势力的壮大，忠臣良将孙承宗、袁可立亦遭猜忌被先后革职，辽东战局陷于重重危机。 同时，荷兰人于天启四年（1624年）登上台湾岛，大明王朝很快又失去了台湾。
天启帝的一大亮点是适时起用了登莱抚臣袁可立，登莱战区成为了明清战争史上屈指可数敢于主动出击叫战的正面战场。袁可立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辽南失地的杰出将领。自明与后金交战以来，攻城掠地，战无不克，明将谈金色变。 袁可立出镇登莱节制辽海，水陆并进，奇兵出袭，直接把战线推进到后金的南四卫北端腹地，而刘爱塔被袁可立策反事件更让金人蒙羞。甚至毛文龙部直逼其老巢，都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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