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树梅家史

牛作麟，字振风，号愚山，今通渭县鸡川镇牛家坡人，祖籍河南偃师。生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一日，卒于咸丰元年（1851）八月二十七日。先世在明中叶成化年间（1465—1487）宦陇，徙家于金城镇（今通渭鸡川镇）之牛家坡。愚山少时，家赤贫，身任薪刍，尝以不获读书，梦中哭醒。年二十后始从父受业，然以奇贫亦无专攻，如趁电穿针，三十后始补弟子员。四十三岁足得痼疾，以家计就馆，遂不复事举业，专务为本源之学。自道光四年，辞馆家居，一面操持家务，一面读书治学。道光三十四年（1844）被儿牛树梅迎至四川任所就养，凡留二年，道光三十六年（1846）自彰明回里。期间往返数千里，年逾古稀的愚山“舆内端坐，未尝倦倚”，“寝馈书卷，昼则点阅，夜则背诵”（牛树梅语）。愚山先生一生坚苦卓绝，百折不回，如水寒火热，无往不至，对“刚密”二字有着非常深刻的领会与体味。他教子恳恳，以不见弃程朱门外为望。他的门人与子侄凭藉攻读为官之后，愚山先生仍不忘谆谆教诲，时时励策，备言廉洁奉公、勤政爱民之治道，因此其长子牛树梅以理学循良而闻名于当时。晚年意志愈坚定，精力愈充沛，“年七十余，犹端坐无倾容”，实践于身心性命之地，并于先儒诸书间有所发明。他曾言道：“吾安静中常觉此心虚明有受用处，此亦禅意。若贪此种境界，一入闹场，未有不颠乱无措者。”愚山先生有《家言类纂》、《牛氏家言》等著作遗世，其中《牛氏家言》部分内容为《皇朝续经世文编》采用。

一、穷且益坚扬“先声”

愚山先生世代为书香门第，有着良好的读书治学家风。先世在明中叶成化间任通渭教官。其太高祖牛宽知书达理，乡里称善人，明末崇祯十三年，势家为利其赀，结党谋害牛氏，牛宽携家 (其中包括二子，其一名腾汉，为愚山高祖)远逃，流离播迁十六年后，于顺治十三年始归里。还乡后，太高祖“有继先业之志，且时贵绅士，犹有明代风。”曾祖牛星焕入邑庠后，百责俱萃，“外御强暴之迕，内开耕读之业”。伯祖父牛鲂，康熙四十四年（1705）乙酉科中举人。祖父牛鲁为乾隆年间拔贡，官凤县训导。父亲牛增懋亦为乾隆年间拔贡。

由于几代先祖的艰苦创业和辛勤耕耘，在祖父前半世时，牛家生活虽不大丰，衣食未缺，犹可度日。但因其祖“专读不能兼理生业”，后半世乃以大窘。而到父亲牛增懋时，饥寒交迫，“心乎读而耕废，迫于耕而读荒”，几乎耕读两废。逮及愚山，自祖母告终，家道益窘，贫困不堪。愚山九岁时，就与兄长给富人家更迭牧羊，备受牧长的詈骂拷打。十三岁时独当家中薪刍之劳，“严寒冷食，短薄鹑衣，早出暮归”。自十七岁之后，饥荒频遇，为养家糊口，常常转役佣力，甚至掩门乞讨。其间饱受饥饿之煎熬，历经逃荒之磨难，横遭主人之凌辱，几毙于青物之破腹。四十三岁时腿得痼疾，病魔缠身于后半生。家庭生活贫窭到如此地步，人生命运乖舛至如此景况，但他始终不忘“家声”，藉坚忍不拔之志，不弃家业，不堕夙志，勤于诗书，痴于儒学。少与兄长牧羊时轮日间读；十五六岁时心愿读而情不允，昼思夜愁，梦中往往哭醒。二十三岁时父就馆治平川，从父携读，然“农忙不得去，衣敝不得去，年荒不得去，亦少学而多旷也”。至三十余岁，躬作劳役，偷暇而读，后才勉强入邑庠。每至耕作所，树下陌头为读书之地；耕余小憩，为教书之时。夜无油灯，或就火于邻，或香火照读，或蹲墙隅借月色就读，古人“负薪挂角”、“囊萤燃糠”的顽强意志和苦读精神在愚山身上得到了充分彰显，令人可钦可感。愚山先生的后半生家庭生活虽逐渐好转，但腿疾却一直困扰着他的身心。可他为了恢宏先绪，光其先业，酬其夙志，使后人有所凭藉而起，愈加奋勉，专心治学，乐此不疲，“劳精瘁身而不悔”。

二、情有独钟耽儒学

愚山先生一生勤读不懈，学养深厚，境界良高。四十三岁之前家境虽贫窭之极，胸中犹怀科考之志，沉溺于儒家经典，对《易经》尤有颇深的研究和造诣。四十三岁之后因得腿疾，就馆执教，放弃科考，一心治学，对以程朱为代表的宋明理学用功尤勤。他在其《牛氏家言》中屡次言及攻读二程、朱熹、王阳明、邹文庄、李二曲（李颙，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等大儒著述之情景，对其思想言论体会颇深、感悟良多，不但予以理论阐发且能身体力行、躬亲实践。他曾说道：“历阅晦庵（朱熹）、阳明、邹文庄、李二曲诸先生书，其于教人处，虽略有不同，然其于敬谨之功，无不欲其缜密之极，而无顷刻之或间者。” 他这样发挥朱熹的“说贫”观点：“朱子因说贫曰：‘朋友若以钱相惠，不害道理者可受。’分明说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若以不法事相委，却以钱相委，此则断然不可，儿辈深思之。”对当世著名儒学大家薛煊的“知行”观点他如此感言：“薛文清曰： ‘看得为学无别法，只是知一字，行一字；知一句，行一句，便有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况益之以讲求之功乎？惟于所知而不之行，故过不得去凡入圣之关，如谓亦由知有未至，此言虽是，然予谓终是不行之故。盖脚下行得一步，眼前自亮得一步，知亦需行而进也。”愚山先生曾读《邹文庄公集》，忽觉心中开朗，如久阴而霁者，悉心体之，当是“虚公”二字，他叹息地说：“虽非孔颜之乐，亦是甘旨不如的物事。”愚山先生读书治学不为古人的阐述和观点所囿，往往能别开生面地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例如他在《读偶记》中联系自己的生活阅历与人生经验对顺逆、动静、吉凶、喜忧等几组矛盾对立面之间及相互之间辩证关系的精辟认识：

《易》之为书，因时顺理则吉，违时逆理则凶，此圣人觉世前民之大端也。而欲去逆效顺，亦曰善厥动静而已。夫人之动静，性天将之，人物受之，气运系之，其所官器不大哉？善其动而吉，与善其静而吉，均可喜也；动不善而凶，与静不善而凶，均可忧也。然吾于观象玩辞之余，见其动之善而吉，与动之不善而凶者，其忧喜独切，愚意切于动故也。盖两间之理，否极必泰，剥尽必复。予当是时，否已极矣，剥已尽矣，而犹泯然无振作之意，日需之无已，晋之无时，潜后无见，贞下无元。只可以畜，不可以壮，天下有如是用静者乎？故《节》之九二曰：“不出门庭。凶。”是苦节执一以静者也。予既已志于动也，故不以为忧。《革》之上六曰：“征凶，居贞吉。”是革道既成而静者也。予不敢效其静也，故不以为喜。至若动之如何致吉，如何致凶，吾必由后以窥厥由来，亦必由前以推其必至，此盖切实急务焉。然是心也，皆读书时无心之心，盖诚心也。

再如他在《读书偶记》中对《乾卦》四德之一的“贞”与人的“智”的关系的深刻理解：

元亨利贞，四德也。自生物而言，以“元”为始；自所以生物而言，以“贞”为本。“贞”何以为本？盖非积无以为流，非藏无以为显。而流何以不穷？惟其积之者厚也；显何以不乖？惟其藏之者正也。乾之贞，于时为冬，于行为水，于人为智。人不智，则不知仁义之美。胸中黑塞，流显何有？是无积无藏也，不足论也。智不精，则非仁之仁，非义之义。由于中而流显于外者，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则亦积之不厚，藏之不正之故也，不可不训也。若是者，何以免焉？惟智为然。然则智其即乾之贞，而为万化之本乎？

难怪与牛树梅同科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赵畇无不感慨地说：“善哉，先生之为学也！其事为日用饮食之事，其言为家人妇子之言，其文为布帛菽粟之文，而其义则足以补圣经贤传之所未发。世人穷年读书，能身体而力行之者，殆不易觏如。先生可谓善读书矣。”

三、勤俭务本树家风

愚山先生认为生产是治家之本，勤俭为治家之则。他说，“生产不治，便为所不为者多矣”，“惟勤俭务本，子孙可以长久也。常记吾言。为治家之宝”，“夫惟勤俭二字为治家千金不易良方也”。他曾引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陈白沙言：“治家之道，以生产为本。”他还引先君之言：“人虽官居一品，家中规模只可为不穷不富之秀才。不穷则不陋，不富则不奢。” 其子牛树梅妻景氏随夫居四川任所，先生担心她变成一个无所作为、奢侈享乐的官太太，他写信劝诫儿媳说：“不但用度有增益，即身心亦有依着，故处穷约不至无聊，处富贵不至骄淫。汝虽闲居，须于女工中寻个生理，每日计做若干工程，此所以伴一人身心，即所以合千古妇道，断不要存高富贵有的心事。”后来当他听到儿媳每日亲手纺线，就对她放心了，他说：“儿媳景氏纺线，能而且勤，予闻之甚喜，岂为每斤多见数十文钱哉？亦所以习勤劳，养身心，如鲁敬姜所云云尔。既不为钱，卖之可惜，若能织成布匹，自做衣服，亦必服之无豚。再若有余，带到家中，更觉可珍可重，亦足以讽训亲族也。”

他听到儿子树梅与李门定亲，立即回信郑重劝诫儿子要从俭从简而为，不可奢华铺张、大搞排场。他非常严肃地说：“吾闻南省嫁女，朕奁（陪嫁的东西）必厚，甚至有蕙兰过时、限于无力破产嫁女者，此何礼也？不知川省如何？若果有此，须预前力止之。吾家本自寒薄，吾性又复俭素，亲迎之事，不宜随风而靡。吾家娶一妇，本欲以勤俭成家，首先犯之，何以继后？身自犯之，何以令人？况汝辈有移风易俗之责，顾可为风俗所移易之人乎？”

愚山先生非常重视对子孙的文化教育，而且凭着自己曲折坎坷的读书经历和丰厚扎实的文化功底给子孙现身授课。他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把先祖留下来的读书做人的“家风”和“家声”继承并延续下去，一方面光宗耀祖，另方面泽及后代。他自己一生苦读，夙夜不懈，其目的也是如此，“亦欲后人少有所资，以光先世遗泽耳”。本着光先泽后的思想，愚山恳恳执教，耿耿授业。“每至耕作所，树下陌头为读书之地；耕余小憩，为教书之时”。而陪儿苦读，更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之事。即使家中生活再窘困，条件再艰苦，环境再恶劣，也不能让子孙废读。“以我之不才，而汝辈尚无废读者，徒以坚忍之性，差所自信。使人历我之境遇，而能如我之教汝辈者以教其子孙，斯诚不敢概忘也”。其子树梅中进士（道光二十一年）官至四川按察使加布政使衔；子树桃、侄树楠皆为拔贡；孙牛瑗又中进士官刑部主事进员外郎，牛瑜中举人先后出任四川巫山知县等职。牛氏一家人才济济，声名显赫，成为远近闻名的望族，不可谓非愚公先生治家劝学之功也；树梅为官四川，勤政廉洁，果断干练，百官赞赏，群众拥戴，有“牛青天”之美誉，这与其父愚山先生的人格感染、家庭熏陶及精心培植是密不可分的，正如赵畇所言：“向疑雪桥（牛树梅）朴诚肫挚，或得于天独厚，今而知有自来也。”可以说是愚山先生成功的治家之道为铸就一代“青天”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四、位卑未敢忘国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愚山先生一生读书耕田，操持家务，但始终不忘国事，特别是其子树梅中进士出仕四川后，对国家大事更为关注。他频训树梅为政之道、兴衰之理，勤勉树梅做一个对国家忠心耿耿、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好官员，这充分反映出愚山先生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怀。

他劝戒儿子要时刻牢记“官箴”，勤政为民，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己任。他说:“感恩图报，总以天良为主，上宪是为国家，非私我也。能奉天良，不忘官箴，即所以报恩也，夫复何求？此率属之始也。” 他殷切希望儿“忠君爱民，作个好官，以为垂裕之本”，“出则润泽百姓，处则培植子孙”。自道光年间起，英国殖民主义者为达到疯狂掠夺中国的目的，把大批大批的鸦片推向中国，一时吸食鸦片的淫靡风气在国土上蔓延肆虐，极其严重地毒害着中国人民的精神和灵魂，强烈地震撼着满清王朝的统治。愚山先生敏锐地洞察到鸦片对中国社会带来的莫大危害，对此深恶痛绝，颇为焦虑，他给身为朝廷命官的儿子写信到：“鸦片烟之风，日盛一日，悖德、耗财、损寿，种种可悯。儿力能到处，或权或禁，勿以忽心放过也。”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

清朝后期，统治者与人民群众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日益尖锐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变本加厉、愈演愈疾，满清政府处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境。愚山先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惨无人性的外国侵略者、丧权辱国的民族败类以及危害社会民生的强盗土匪，忧心忡忡，焦虑不安。他说：“儿书所言，其他犹可，惟口英夷、汉奸与四川冖匪，是吾忧也。”当然愚山先生对当时的农民起义缺乏一定的正确认识，有时把官逼民反的义军也视为“匪”，反映出他思想意识上的局限性，但在特殊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也无可厚非。

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朱熹也说：“王道以得民心为本。”民心的得失关乎一个国家兴衰存亡，愚山先生对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的认识是最清楚不过的，因此“以民为本”的亲民意识在愚山先生的言行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他的这种可贵的、具有进步意义的爱民思想对其子牛树梅及其他后代、族人为官从政产生了十分深远的积极影响。当他了解到儿为官能得民心时，感到由衷的欣慰：“接泾邨书，见说儿得民心一节，不胜喜悦。”“儿作官，父每见得人心处，第一喜。” 他还给树梅说：“儿勤于民事，父本心也。然须节养精神，不宜过劳，非自为也，乃其所以为民也。况为政之道，本自不宜欲速。志之。”

愚山先生的一生是与贫穷病魔顽强抗争的一生，是与儒术理学相依为命的一生，是一心为着光耀先声、泽被后人而奋斗拼搏的一生。他勤俭持家、严谨治学、严格教子，成功的家庭教育不仅为家族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也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堪称家庭教育的楷模。在愚山先生的影响下，牛氏家族后继有人，人才辈出；其故里鸡川至今学风蔚然，学子莘莘。在全社会高度重视家庭教育的今天，愚山先生的家庭教育思想尤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〇一〇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是愚山先生去世一百五十九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怀念愚山先生。

参考文献：

1.牛作麟著、牛树梅整理《牛氏家言》（连振波、苏建军校注），道光庚戌孟春镌本。

2.清光绪十九年《通渭县新志》，2008年翻印。

3.《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