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怀王为政举措

楚怀王政治

重视法治

楚怀王是一位重视法治的君主。一方面，他关注法律的制定，曾经任用屈原草拟、发布宪令， 楚国一度得以富强。屈原《惜往日》开篇的“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就回顾了当时的场景。 此外，《包山楚简》记载，在楚怀王时期，楚国已经形成了严谨的法制体系，并且有了完备的成文法典来指导法律的执行。楚国在民事、刑事、行政、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已经使用法律来调节与控制，并已形成了严密的司法审理流程。

另一方面，楚怀王本人也对司法环节表现出关切。《包山楚简》中的许多简文，证明下层官员可以越级将刑事告诉怀王，楚怀王会亲自过问；有的案件，甚至由他亲自审理，并做出判定。由此可见，楚怀王对国事是比较关心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楚国境内一度十分安定，故有“楚治”之说。

改革积弊

尽管楚怀王对法律比较重视，但面对楚国的积弊，他缺乏坚定的改革决心，使得变法半途而废。

在中央方面，朝廷贪腐之风横行，一些旧贵族大臣“厚赋敛于民”，压迫百姓。 此外，楚廷还存在着言路壅蔽、结党请托等问题，权贵相互勾结，排挤有识之士。因此，屈原提出了”励耕战、举贤能、反壅蔽、禁朋党、明赏罚、移风易俗“的主张，进行变法。 但改革触动了权贵阶层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抵抗，改革最终失败。 《吕氏春秋·察今篇》曾用“刻舟求剑”的典故来比喻楚国法律的僵化。

在地方管理方面，战国时期，列国除齐国外都普遍实行郡县制与封君制并行的制度，楚国也是如此。楚怀王在位期间，曾在汉中、江东、新城设郡；此外楚国还有巫郡、黔中郡等。 楚国的封君则主要分封在汉、淮流域， 和其他各国一样，这些封君有征税权等经济特权以及行政权，而无立法权、兵权。但与他国不同的是，楚国的封君很多都出自世袭，并且数目尤其众多。 这些封君曾经阻挠吴起变法，又攫取了地方财政收入，其封邑将国土零碎分割，无疑将带来“贫国弱民”、削弱国力的严重后果。

党争误国

楚怀王时期，楚国不乏有才之士，诸如昭阳、景翠、屈原、陈轸、召滑、昭鱼、昭雎、景鲤、唐蔑等大臣都名垂青史。但是，怀王朝的党争非常激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屈原因上官大夫的谗言而见疏的事例，屈原因此感叹“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其实，这并非屈原的一家之言。在垂沙之战后，苏子曾面见楚王，言谈中侧面反映了楚廷清、浊流大臣倾轧争斗的现状：“臣愿无听群臣之相恶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末句虽有夸张之嫌，也反映了楚廷的政治斗争非常普遍，到了危及国家的程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像杜赫一样的楚人也被排挤 ，更别说那些远道而来的客卿了。楚怀王在位时，任用的重臣几乎都出自楚国贵族，而客卿很难被重用。 田忌、惠施都曾流落到楚国，楚王不予留用 ；陈轸曾在楚国任职，但朝中权贵“欲公之去也”，陈轸也不得不出走齐国。 这些人才的流失，无疑会对楚国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在权贵腐败以及朝廷党争的双重影响下，楚国爆发了庄蹻之乱，造成了“楚分为三、四”的严重后果。

楚怀王经济

在楚怀王时期，楚国的经济十分发达。在农业方面，主要有王田、食邑和小私有土地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形式。 当时，湘水流域已成为楚国的粮仓，有“雠、庞、长沙，楚之粟也”之称；楚地物产丰饶，盛产木材、矿产、水产和鸟兽，尤其是云梦泽一带的特产橘、柚享誉天下，而这也成为《橘颂》的创作灵感之一 。在手工业方面，这时官营的、私营的、集体的、个体的、家内的手工业并存。其中，楚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宛城出产的铁器闻名遐迩，有“宛钜铁矛，惨如蜂虿”的美誉。

在商业方面，水陆交通的发展为商业运输提供了便利。根据《鄂君启节》的记载，当时楚国岷江、长江、汉水以及湘水、资水、沅水、澧水的交通，都很通畅；郢都、宛、陈，都已成为有名的商业城市。 出土文物证实，除了与中原的贸易，楚国还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西亚乃至地中海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其开放程度在战国首屈一指。 楚国发达的商业为官府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楚国在田税、户口税以外还征收关市税，这点与其他国家是一致的。 鄂君启节所免的就是其中的关税。

楚怀王文化

楚怀王本人喜好文学 ，也鼓励楚国的文艺创作。《文心雕龙·时序》记载：“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齐开庄衢之第，楚广兰台之宫……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这表明，类似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楚王已经有意选拔人才在兰台宫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讲学了。 《拾遗记》也收录了一则传说，称楚怀王每年都在湘山举行宴会，命群才创作辞赋和音乐。 楚国官方对文学的重视，客观上有益于楚辞艺术的发展。

楚怀王军事

军备制度

战国时期，列国普遍确立了郡县征兵制度和常备军制度。此外，军功授爵制度也普遍推行。 楚国的军功爵位等级分为五等，分别是列侯（又称通侯）、执珪（一作执圭）、执帛、五大夫和七大夫，昭阳在襄陵之战后称自己的爵位是执珪，就是其中一例。 在当时，楚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在垂沙之战时仍有“鲛革犀兕以为甲，鞈坚如金石；宛钜铁矛，惨如蜂虿；轻利僄遫，卒如飘风”之称 ；但楚军亦存在军心不稳、“不敢坚战”的问题。

对外战争

楚怀王时期的大型战争有五场，分别是襄陵之战、五国攻秦之战、丹阳蓝田之战、灭越之战和垂沙之战，在人物生平部分已有论及。下面，分地域来探讨楚国对外战争的得失。

在对秦国方面，楚国主要与之展开了商於、汉中、黔中、新城地区的争夺。 而楚怀王对巴蜀地区争夺的疏忽，使得楚国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截至怀王去世时，楚国未能收复商於，丢失了汉中的大部和新城，守住了黔中。 其中，丢失汉中使得楚国的江汉流域暴露在秦国的兵锋之下，相当于失去了西边的门户。

在对韩、魏方面，楚国的领土有所缩水，失去了宛、叶以北的土地。 其中，宛城是战国著名的冶铁中心和军工业中心 ，但它的一部分却在怀王年间落入韩国之手。到楚怀王去世后五年，宛、叶便彻底被秦国夺去了。 楚国为其军事失利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对齐国方面，楚国在东地与之有着从越、泗上、淮北到薛邑的争端， 并且在战败中丧失了一部分淮北的土地。 只有在对越作战中，楚军才大获全胜，吞并了越国的全部领土，至此“统一了东南半壁”。

回顾楚怀王即位之初，他一度春风得意。张正明在《楚史》中指出，自从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帝国解体后，楚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国”，疆域最为辽阔。 然而此后，楚怀王却在对中原的战争中屡屡失利，兵挫地削， 其本人确实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其过错，一是轻视了巴蜀的战略意义，二是在外交孤立的情况下贸然发动蓝田之战，三是外交失败、使楚国两次陷入被三国乃至四国围攻的困境。而丹阳蓝田之战与垂沙之战的惨败，也直接导致楚国由盛转衰。

楚怀王外交

楚怀王即位时，正值战国中期、魏国霸权衰落、多强并起的时期，合纵连横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合纵连横有三种解释，本义是“南北联合曰纵，东西联合为横”，然后衍生出”合众弱攻一强为合纵，事一强攻众弱为连横”的说法，最后到战国末年、秦国独大，就特指“联合抗秦为合纵、与秦结盟为连横”的概念了。整体来看，楚怀王时期的外交关系可分为两个阶段，在丹阳之战前主要属于合纵阵营，在该战之后主要属于连横阵营。 但其中又多有反复，例如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的”交未定于齐、秦“ ，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的”犹豫不决“ ，都是楚怀王踌躇不定的真实反映。在诸侯合纵连横的博弈中，楚国两次沦为各国联合打击的对象，丹阳、垂沙之败，使楚国的国势急转直下。 可以说，楚怀王外交的失败，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

从客观原因来看，首先，楚国是当时边境线最长的国家，多达七个邻国。这使得楚国在合纵连横中处于不利地位，容易顾此失彼，并且难以同时制衡秦国和齐国。 第二，楚国的强大实力引起了诸侯的忌惮。从襄陵之战、到担任纵长、再到灭亡越国，楚怀王备受瞩目，也成为众矢之的。事实上，楚国并非唯一一个被列国联合针对的国家，魏国、齐国等强国都曾因诸侯的联合打击而一蹶不振，唯有秦国在一次次合纵伐秦下依然得以壮大。这固然与秦国的地理优势、军事制度以及外交策略是分不开的。

从主观原因来看，在根本上，楚国缺乏普遍的大一统导向的共识。尽管楚国早已有以屈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提出了大一统的愿景 ，但楚廷内不少人都偏安一隅；而楚怀王自己也缺乏长远的战略规划。因此，楚国也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外交策略，而经常被短期利益诱惑、背叛盟约，举棋不定，既牺牲了国际信誉，又不能将收益最大化。 诚然，秦国对待楚国也没有信誉可言，但秦国从灭巴蜀、到与楚连横、再到远交近攻的提出，无不是深谋远虑，为统一天下的最终目标服务的。 而楚国的外交则从未帮助其实现一些类似的、阶段性的战略目标，足见其失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