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张亢张亢坎坷遭遇

张亢堪称北宋中叶的一位良将，其见识和胆魄为当时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其战场表现又超过许多武官同辈，其事迹可谓足以传世。但张亢却屡遭到弹劾、压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还颇受非议，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

张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击是与公使钱有关。如上所述，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张亢就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当时正是本路宋军惨败不久，人心惶惶。张亢显然是为了增加经费收入，于是命牙吏用公使钱回易盈利，以犒赏部下，激励斗志，如《宋史》本传所说：“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这原本属于边将传统做法，以往宋太祖还特别给予郭进等边将这方面的特权。不过，由于张亢与上司郑戬意见不合，因此遭到郑戬的报复，“亢与戬议不合故也，戬寻发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乘机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这就进一步将沿用习惯的做法夸大成贪污罪责。因此，次年张亢与另一位类似的官员滕宗谅一度被收于邠州（治今陕西彬县）监狱。范仲淹因深知张亢为人和前线情形，便主动为其担保，指出“臣伏睹编敕指挥，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甚至以自己与韩琦在前线同样使用公用钱，接济过特殊部属，要求将自己、韩琦与张亢一并严惩。在参知政事范仲淹的一再辩护下，张亢虽免牢狱之祸，却仍不免贬官的处分，职务先从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降为并代州副都部署。数月后，再贬为本路钤辖，官衔则由引进使降为四方馆使，最后处分的时间大约在庆历四年（1044）正月。公使钱事件对张亢造成很大的压制和影响，他从此仕途坎坷，跌宕于一路将官职务上下，也成为朝中有争议的人物。

张亢遭到的第二次打击与犒赏军人有关。庆历七年（1047）九月，知渭州张亢在犒赏部下时，对原来苛刻的办法加以调整，以有意优待军士，“时三司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上奏控告其擅自改变比价。因为张亢以前曾批评过陕西主帅夏竦的无能，时任枢密使的夏竦便“挟故怨，因黜亢”，将张亢从引进使、眉州防御使、知渭州贬为领果州团练使、知磁州（治今河北磁县）。仅仅时隔一个月，御史宋禧又老话重提，继续弹劾张亢公使钱旧案，他又遭到贬责，降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出知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北）。经过这样的贬黜，张亢实际上被赶出军门，失去了带兵之权，远离为之奋斗的前线，而成为内地普通地方官。

庆历八年七月，陕西转运使上报朝廷称：经过调查发现以往张亢公使钱旧案属于冤案，并无谋私取利之实，他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宋廷下诏将其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的身份转为文资性的将作监，调任邻州。这次恢复文职官衔，在宋人眼里显然属于照顾性，所谓“稍复迁之”。

此后的十三年，张亢又几度变换文武身份，但依旧徘徊于地方衙门。他先因荐举失当，调任别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张亢一位旧识多年无法出头，他出于同情遂举荐其为知县。结果这位旧同学做官出事，张亢便受到牵连。然而，生性仗义的张亢并未介意，史称：“同学生为吏部，亢怜其老，荐为县令。后既为所累，出筠州，还，所荐者复求济，亢又赠金帛，终不以屑意。”后经多年困顿，张亢才逐渐恢复引进使、果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的原有武职官衔，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再迁客省使，以足疾调知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怀州（治今河南沁阳）。

从张亢坎坷的经历来看，其多次被贬的理由大多牵强附会，关键的两次贬黜实际上又属于报复所致，这便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张亢死后，权御史中丞王畴向皇帝反映张亢昔日功绩，请求加以褒奖，“愿陛下特加褒赠，或录其子孙，以劝官吏之尽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劳，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术也”。宋廷乃追赠其观察使之武职加衔，以示抚慰。张亢有子五人，名：杰、黯、君（“君”字下有四点水）、烈、傥，但皆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