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人物争议

出走之谜出走原因

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率部出走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农民小生产的经济地位所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共同的信仰，因此当太平天国内部发生的矛盾无法解决时，分裂就不可避免 。

该说法认为洪秀全对石达开的不信任和洪仁达、洪仁发对石达开的辖制，是造成洪石分裂的重要原因。洪秀全作为农民领袖，具有浓厚的帝王思想，而且狭隘自私。天京事变后，“过着脱离群众的腐朽的帝王生活、教主生活，养尊处优，壮志消磨殆尽。经过杨秀清的擅权逼封和韦昌辉的暴乱屠杀后，更是时刻疑虑别人篡夺他的王位。" “不从杨韦事件中吸取教训，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反而猜忌开国元勋和重臣们，使亲者痛，仇者快。” 石达开居于辅政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在洪秀全看来，这对他很不利。石达开回京后，洪秀全心有不悦，并专用与挟制石达开、胸无大志的安、福两王，因为他与安福二王结怨，所以被迫出京。为避免步杨秀清后尘，石达开决心分裂。”所以该说法认为“对于石达开的出走，洪秀全应负主要责任”，并把洪秀为“一己之王位，任人唯亲，妒贤忌能，猜忌功臣，破坏团结”视作严重错误，并认为安福二王并未“阴图戕害”石达开。称安、福两王只是“洪秀全维护洪氏王朝、牵制和排挤石达开的工具。”

罗尔纲认为石达开“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团结；对洪秀全的疑忌．应该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

持“洪秀全责任说”者“认为石达开文武兼备，虽有君臣之别，但确具有与洪秀全分庭抗礼的地位和威望。” 这也正是封建帝王思想严重的洪秀全疑忌石达开、对其感到畏惧的根本所在 。洪秀全深知石达开是一个桀骜不驯的实力派人物，很容易由于戒心而将隐忍退让视为是韬晦之计和阴谋手段。所以他们认为“委曲求全不可能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 。”“”石达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众望所归、却又被怀疑为要篡权，而杨秀清之鉴不远，加之对洪秀全性格的了解以及洪氏兄弟的逼迫，这一切使石达开很难产生委曲求全的想法 。

该说认为石达开拒绝取代洪秀全是因为他效忠尽忠，绝不会做杨秀清第二。同时朝中文武人心归向石达开，如果犯颜直谏，会被看成是逼篡逆行。“而且，洪秀全对石达开已不受兵事，他的处境十分被动，并且洪秀全会将石达开深得民心的拥护形势当作威胁。石达开既不能委曲求全，又不能诛洪自代，而且就当时石达开的地位和形势来说，出走是必然之举 。”

另一种说法认为石达开出走是分裂革命。说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认为石达开天京出走，是他本人的 “内因”起了决定的作用。洪秀全的错误“押制”，加速了他出走的进程 。石达开不走“取而代之”这条路，可能出于他难以建立新的宗教政治体系。正如外国传教士说基督教在天朝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整个机构。一旦废弃，“就违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并且摧毁了整个的政治系统。” 全局必将瓦解 。而洪秀全的“地下天国”之主是大家公认的。况且前车之鉴杨秀清的功劳、权势、地位，是石达开比不上的。因此，石达开下定出走决心。

该说认为“石达开出走决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精心谋划、深思熟虑，作好充分准备的 。”石达开和其助手确定出走方法、选择出走路线、草拟出走《布告》、估计出走后果、推测天王态度、制定拉人措施、设计新的旗号。由天京“南门出走”，后“由铜井渡江，逃往江北。” 粘贴出走《布告》，宣布解散天国正统政权，愿意跟随他的前往安庆 ，并散布亲奉密诏来拉拢太平军精锐，又不断派人活动，不择手段地把“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同时，试探性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改国号、年号为太平安国丁巳元年。” ，无疑是要另树旗帜。“石达开辅政仅半年，能对出走谋划得这样周详，决非一日之功。”

出走人数

对于石达开出走的人数，学术界同样具有争议。史学著作把石达开1857年5月底离京时带走的队伍人数略为夸大，一种说法称带走了近20万人，另一说法称有十余万人，更有只说大队人马。因此，史学上称石达开拉走大队人马，大闹分裂，而证明石达开出走人数多寡，对诠释石达开的出走意图很有帮助。但据何桂清称：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石达开已经从铜井渡江逃往江北 [99] 。石达开只在小镇渡江，而且一天之内就渡完，人数明显不多。

6月9日，石达开率领军到达安徽无为州，清方福济，郑士魁等的奏折中称：“五月十八日，石达开从金陵率几千人前往长江上游时，到处张贴伪示，传谕各贼。大概是因为洪秀全对其猜忌过深，惧害脱逃。 由此得知石达开离京时带走的人数不过数千人，因为清方官员对于太平军人数一般只会多报，不会少报 。

10月5日，石达开率军离开驻扎了四个月的安庆，这时他身边已经从初时的几千人陆续汇集成了数万人的军队，都是主动前来投奔追随的。不过由于调派至长江下游及回天京的军队甚多，再加上石达开既然志在救援天京，当不可能抽调重兵。《李秀成自述》称石达开早在回天京时便“将回靖难勤王的部队交给陈玉成管代”，是他在江西和安庆的精锐部队的一部分。他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也并没有就近带走。以将领论，除了陈玉成、李秀成、韦志俊等被指示援救天京外，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无为朱凤魁，赖冠英，叶芸来，还有梁立泰，陈坤书，这些都是受石达开节制多年的旧部，但他们都没有跟随石达开南下。而跟随石达开离开太平天国辖区征战的将领中，只有张遂谋，赖裕新，傅忠信，余忠扶等几人而已，除石达开亲族外，记载所知丞相仅一人，检点也只有三人，还有后来远征军中被提拔起来的的朱衣点，彭大顺，吉庆元，汪海洋，谭体元等 。

出走意图

关于石达开率部出走的意图， 史学界的观点有两派：一派认为是另立旗帜， 自建政权。理由是石达开刚刚出走， 洪秀全就撤去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爵， 并与广大将士“百计挽留”，石“不仅悍然不顾”甚至杀害挽留他的将士， 其与天国决裂之心昭然若揭 。另一派认为是保存天国力量， 挽救天国危机。理由是石达开出走是为了避免另一次内部残杀；选择“出师再表真”的道路， 是为了在同清军殊死的战斗中表白自己对天国的忠诚，扭转天京上游战场的不利形势 。

学者刘焕性认为石达开出走的意图是经历了变化的。从时间上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咸丰七年（1857年）2月至咸丰九年（1859年）2月。在这一阶段石达开的意图主要是避祸自保，不再同天京的洪氏集团发生联系。咸丰六年（1856年）石达开返回天京主持政务后，洪秀全虽任命他为“通军主将”，却不授以兵事 [。这样石达开无法施展才干，而洪氏兄弟竟有“阴图戕害之意”，石达开只有逃离天京，茫然失措，毫无头绪；只是抱定不再与洪氏集团有纠葛 。石达开出走之初，内心踌躇，对之后缺乏明确长远的目标与打算。

第二阶段从咸丰九年（1859年）2月至同治二年（1863年）6月。这一阶段石达开的主要意图是入据四川，自建政权。这一决策是石达开在攻占江西南安府后作出的。此前，清军与太平军正在江西、安徽一带殊死战斗，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暂时放松了对石达开的围追堵截，而石达开已走出了消沉失望的阴影，军势振作起来。在张遂谋等人的帮助下，他决定避开争斗激烈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相机入川。他认为清廷和洪秀全政权短期之内均奈何不了对方， 双方之间的胶着将为石达开势力的发展创造有利空间。但石达开没有预见到《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会同清政府勾结在一起， 共同镇压太平天国；而战争长期在太平军占领区进行，又大大增加了太平天国的经济和军事困难，从而使洪秀全政权日益窘迫。再加之长期的孤立作战，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和稳定的后方，缺乏能吸引民众的政治纲领， 更使石达开进退失据、无所适从、军心涣散、战斗力削弱。

投降之谜

一种说法根据石达开给四川总督骆秉章写的信载在唐友耕年谱中,认为“乞降信是秘密的，唐友耕是与石作战的总兵，经过他手，说明这封信不是乞降信。”另外，信开头就表明了石达开的立场一一甘愿以“一人而自刎，全三军以投安"，最后申明，如骆不允许所请，决不会束手待毙，一定反抗到底，表明石达开写的不是乞降信。他并非投降叛变，只是因为石达开的想法幼稚、天真，没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残忍性。希望以个人的生命换取部下广大将士的不死，在假意答应后，就信以为真，这正好中了敌人的计策，无代价地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他的广大将士 [92] 。该说认为石达开亲赴敌营是乞死以救部下，并非乞降以求生。石达开是农民阶级的领袖，没有认识到地主阶级的本质，在生死问题，上了敌人的当，所以说石达开被俘不能以叛徒论 。

另一种说法根据石达开的信认为，石达开要求骆秉章“宏施大度、胞与为怀，格外原情，宥我将士，请免诛戮”，即为他的部众向清军乞生。石达开要清军“宥我将士，请免诛戮" ，而且还要“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擢用”，“显然意为放下武器，向敌投降。”再次，石达开表示他自己不“求荣以事二主”，为了他的部下不被杀害，即使要他“自刎"或被杀也“死不为辱。该说认为“石达开他考虑到他自己的经历和地位与一般部将不同，不能不有死的准备。”最后，石达开提出如果骆秉章不同意，他的部下不会“束手望天”，以此来威胁清军将领一定要答应他的投降条件。“这封信的要害是以他的部众放下武器，向敌投降来作为敌人不杀他的部众的条件”，是一封乞降信。“即使按照他向清军提的条件全部实现，也不能证明石达开不是投降，最多只能说明他是有条件的投降而已。”

石达开凌迟死亡之谜

石达开之死的官方记载，见四川总督骆秉章在奏稿中称同治二年（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被凌迟处死 。

对于石达开的死因，民间的一种说法较为详细，说石达开并没有被清军围困住，而是突围出来了，之后他也没有回归太平军中，而是带着余部和大量的金银珠宝逃进了贵州与广西交界的丛山中，并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山寨，藏兵驻军以待东山再起。然而没过几年天京被清军攻破，洪秀全病逝，太平天国彻底失败。石达开也失去了再次出山抗敌的雄心 。

另一种说法则说当时投降的是与石达开长得极为相似的他的养子，他本人则在清军围剿当时就带着几个心腹化装逃走了。据说，还有人曾在四川见过隐居的石达开。

石达开宝藏之谜

据《宝藏的故事》记载，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覆灭于大渡河前，把军中大量金银财宝埋藏于某隐秘处。石达开当时还留有藏宝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训 。

同治二年（1863年）5月，石达开大军约3万人到达大渡河边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附近），在安顺场附近活动了近一个月。石达开派小队渡河侦察后，又在紫打地进行船只粮草的准备，但最后抢渡时因山洪暴发，抢渡不成，粮尽援绝，最后全军覆没。据安顺场当地百姓传说：石达开率3万大军走到大渡河时，有个爱妃生了儿子，石达开犒赏三军用了三天时间。结果三天过后，大渡河涨水了，导致军队无法渡河 。

而历史学家一直在考证石达开部队在安顺场附近的活动，有一种说法是石达开在此挖洞藏宝。抗战期间，刘湘秘密调了1000多名工兵前去挖掘。在紫打地口高升店后山坡下，从山壁凿入见到三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但是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蒋介石他速派古生物学家马长肃等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掘宝之事被迫中止。后来，根据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后判断：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似非为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石达开有没有藏宝也成了历史未解之谜 。

功过争议

学者在对石达开后期活动的评价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出走天京，是为洪秀全所逼，责任在洪不在石。石达开出走和远征之后，一直把矛头指向清朝封建统治，坚持对清军作战，最后兵败被俘，慷慨就义，有始有终，保持了农民革命英雄的本色 。

另一种意见认为，石达开前期功绩卓著，应予肯定，但后期所犯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咸丰七年（1857年）6月，石达开率部出走，大搞分裂活动，给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但是另一方面，石达开始终打着太平天国旗号，奉太平天国正朔，坚持反清，所以仍属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最后，由于个人英雄主义恶性发作，受骗被俘，投降乞死，晚节有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