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增民族和睦
“人生志气立，所贵功业昌”，木增学以致用，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他从唐王朝中央政权出于扶持南诏政权以抵御吐蕃的需要，支持南诏吞并其余诸诏而导致越析诏最终败亡的惨痛教训中，明白了只有依附中央王朝，争取支持，从而扩张自己势力的重要性，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采取了进取亲和政策，在辽阳发生战事时，主动捐助朝庭军饷1万两银子，并上疏。
万历帝喜曰：“丽江遐荒之臣，闻讨贼之举，助饷至以万金，急公一念，良可嘉尝，宜加三品服，以示风劝。”万历四十八年又捐银1千2百两用于解京军前买马，万历帝赐“忠义”二字。
天启二年（1622）再捐银1千两，以及矿产和土特产品，并上疏十事：“一曰敬天法，二曰爱身修德，三曰爱民，四曰用贤，五曰纳谏，六曰辨邪正，七曰慎刑，八曰重信，九日平辽，十曰圣学。”明熹宗大悦嘉纳，京都争先传阅。
据《明史录》载，木氏向明王朝进贡多达18次。木氏土司还承担了入朝受封、差发、贡赋、征调运筹粮草等义务，并积极帮助明王朝征剿平乱，并趁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
木氏对中央王朝的依附和支持，使明王朝视纳西族木氏为能“节制吐蕃”“辑宁边境”的“西北藩篱”，并多次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封赐，其中见之于记录的就多达28次，如，万历三十四年，授中宪大夫。
天启三年，授封中宪大夫云南布政使司右布政。崇桢十三年，授四川布政司左布政。十七年，钦加太仆寺正卿等职衔。
正因为得到了朝廷的诸多封赠和嘉奖，并扩大了势力，使得木氏政权更为强大，势力范围更为广阔，及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更为密切，为纳西族的发展和吸收先进的文化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有了上述条件，木增在任期间大力发展经济，在南坪、中甸、维西、宁蒗及四川木里，西藏盐井等地开发银矿、铜矿、金矿、铁矿、盐矿等。
在康巴藏区组织兴修水利，引种稻谷。发行铸有木增字样的银锭。并在先辈的基础上，进一步大兴土木，扩建兴建木氏府署，建忠义坊，修建白沙大定阁、金刚殿等建筑，增修福国寺，捐修重建鹤庆庄子宫，捐修禄丰大石桥、宾川五孔大石桥、西藏盐井桥等。
万历年间木增又捐款1万多两银子，在鸡足山上建造悉檀寺，并在永胜、宾川、邓川等地购置1千多亩田地，捐给鸡足山，为鸡足山刻印经书，请徐霞客修《鸡足山志》。《新纂云南通志》称：“山中功德，以增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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