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有关张献忠屠蜀的争议由来已久。清廷和当时的一些文人就曾指控张献忠在四川进行过多次大屠杀，这一说后来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但也有人认为，类似指控有很大嫌疑是基于为了讨好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和政治上的对立（张属于“贼寇”）而非客观事实。

首先前提是：四川人口的锐减。四川的人口在万历六年（1578年）有口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明朝当时赋税与人头挂钩，所以明末四川人口当远远大于前面数据，甚至上千万。） ，至清初顺治十八年，只剩下8万人（还有一种说法是50万）。总之，人口的大量锐减是肯定的。而且，从近几年研究湖广填四川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被调查村庄中，基本都是从外地迁过来的，所以说当时肯定是有过人口大锐减，而且不是那种减掉十分之二三的锐减，而是接近灭绝的大锐减。（2）屠蜀的目的。

张献忠并非一开始就要屠蜀，而是在清军入川，南明反扑以及川民四起的情况下才下令屠光川民。 实际上在张献忠决心屠川的时候，其控制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有此情况也不奇怪。至于为何川民会反，因为张献忠打仗需要庞大的军需，因此就只能抢夺川民的粮食，加上张献忠好杀人，非常残暴，因此招致了川民的反抗。 张献忠在梓潼拜文昌侯为先祖，对梓潼人民比较客气，因此当地人民比较感激他，为张献忠盖文昌庙。还有就是“七杀碑”的传说，有人说外国人在1934年发现了张献忠的“圣谕碑”，写的是“天以万物与人，人以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不是“七杀碑”。其实这个石碑正好证明了张献忠屠蜀的真实性，因为在《蜀碧》《客滇述》《鹿樵纪闻》等中都有记载。

（3）屠蜀的物证。

《鹿樵纪闻》的记载与《客滇述》基本相同，惟“万物”作“百物”，“自思自量”作“自去思忖”。在这些明清的史料中，根本都没有所谓“七杀碑”的记载。至于“七杀碑”记载的来源是来自咸丰年间的《成都县志》，说是在山上发下了刻有七个杀字的石碑，后来与1914年被破提倡除旧思想的学生给摧毁。至于上面写的是不是七个杀就无从考证了。还有本书叫《平寇志》，是明末遗民彭孙贻所作，该书作者终身拒绝仕清，并且该书在清朝的文字狱中，多次遭到清朝的查禁。在这本书里也记载了张献忠在安徽凤阳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事，例如：“士民被杀者数万，刨孕妇，注婴儿于槊，焚公私庐舍2650余间”。是年张献忠攻克安徽和州时也发生了“是时杀戮惨毒，有缚人去淫其妻杀之者；有趋人父淫其女而杀之者；有裸孕妇共卜腹中婴儿男女刨验以为戏者；有以大锅沸油掷婴孩于内观其跳跃啼号以为乐者……所虏子女万千，临行不能多带，尽杀儿趋，暴残恒古未有。”当然，凭一个张献忠是不可能将四川屠光的，在他死后，清朝花了十三年才占领了整个四川。

（4）当代学者考证。

当代著名诗人流沙河考证，成都历史上有3次大屠杀。第一次在西晋东晋之交：事起于公元301年，蜀西氐族豪强李特，纠合流民2万余人，自称镇北大将军，扯旗造反，陷广汉，围成都，入城大屠杀。其子李雄称成都王，后又称帝。播乱长达50年。第二次在宋元之交：公元1279年，元朝灭南宋，两度陷成都，先后大屠杀，“城中骸骨140万，城外者不计”，其作恶又胜过李特父子。元朝80余年，成都残破，终无起色。第三次便是张献忠那次空前绝后的屠城：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年）阴历八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入城，张献忠下令屠城3日。3日过了，停止大杀，只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

（5）屠蜀的遗迹。

2014年12月，巫溪县古路镇村民冉茂林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块疑似人头骨的东西。而在古路镇名叫玉家洞的山洞中，还堆积着成千上万块人骨。据村里的老辈子回忆口口相传的传说，张献忠曾率部转战大巴山地区，途经巫溪古路镇。村民们耳闻张献忠进入四川后杀人成疯，所经之处多有死伤状况发生。

• 反方观点

（1）前后时间不对。

1646年，即清朝入关后第三年，清朝宣布张献忠已被战死，宣称四川平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清朝真正平定四川是在十三年后的1659年攻陷渝城（重庆）。张献忠死后十三年，清军才攻平定四川。也就是说在这十三年中，清军在和谁作战？可想而知而是四川人民和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造成大量人口锐减的时间应该是清军入川时期。假如张献忠真如清朝所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疯狂的杀人魔王。四川交通可达的人烟稠密之处，差不多被他杀绝”，那么，几乎没有人烟的四川，何能抵抗十多年？已经到了“弥望千里，绝无人烟”的地步，何需清兵们花费十多年时间去平定？

（2）清廷制造伪证。

四川平定后，清朝统治者为了把杀尽四川人的责任推给张献忠，说张献忠不仅杀人如麻，还在他杀人的地方立了个碑，这就是有名的七杀碑，碑上写有：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但是，这句很类似张献忠圣谕碑。而国内现存两块张献忠“圣谕碑”， 少城公园陈列的碑上，没有一个“杀”字，当时的照片仍在。另一块“圣谕碑”，是1934年由一位英国传教士在四川广汉发现的，后来这块碑被运到广汉公园中展示。而它的碑文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张献忠“六言圣谕”：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说的是慈悲的上天赐万物于人类，而人却没有一物可用来报答上天，所以人需要反省。而清朝的御用文人，把前两句留下，后面加上七个“杀”字，来凸显张献忠的残暴和清朝的“正义”，其污蔑之意，不言自明。

（3）史书和当时人所写笔记真伪。

官修《明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六万万（6亿）人。 有历史学家推测中国的人口在明万历年间达到了一亿二千万至两亿。 可是当时全国人口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到6亿。可见官修《明史》对张献忠的污蔑至极。

自康熙五十年（1711）戴名世的《南山集》案起，历时一百多年，士大夫和老百姓慑于法令的残酷，都不敢私自藏匿张献忠的真实史料，因而那些能证实张献忠生平的翔实材料均被统治者收缴殆尽。

《明史·张献忠传》是根据《绥寇纪略》、《蜀碧》等野史炮制而成。《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是投诚张献忠后又因罪被张所杀的吴继善的本家；《蜀碧》一书的作者彭遵泗是乾隆二年（1736年）的进士，官为御林院编修。而《后鉴录》的作者毛奇龄原本是明朝末年的文人，在清初参与抗清，流亡多年始出。康熙十八年（1679年），失节文人毛奇龄投靠清朝，当上清朝的御用史官。荐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充明史馆纂修官。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任会试同考官。可说这些人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代表，对农民起义的痛恨可想而知，所以他们的书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很值得人怀疑。

在各种各样记载张献忠屠蜀的史料中，最离奇的莫过于毛奇龄《后鉴录》中所谓的“四路屠蜀”：

“自成都起由城北威凤山至南北桐子园绵亘七十余里，尸积若丘山。其妇不胜杀，则引絙而批于水。岁丙戍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杀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献忠自领者为御府老营，其数自计之，人不得而不知也。”

把毛奇龄所记录的四路屠蜀的数字相加被屠杀的人口竟接近7亿，。

清朝统治了两百多年，战败一方的记录早就被毁灭或被篡改，留下的只是有利于清朝自己的“记录”和当时的宣传，这样的“历史”代代相传，两百年后的百姓也就很自然地信了。

（4）四川人对张献忠的建庙塑像。

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七曲山上，有一座文昌庙，里面供奉这张献忠的塑像。当地曾发掘到一通张献忠部下的禁令碑，叫《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因此，张献忠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遇难牺牲。当地人民十分怀念他，此后不久（康熙年间）就悄悄在来人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而此举遭到清廷的反对，张献忠塑像被清廷反复捣毁，并在后墙壁立了一道石碑，这块石碑叫《除毁贼像碑记》。 若张献忠真的是屠川，为何当地人还给他建庙塑像？

（5）清廷入川后的大屠杀。

而清军在四川的屠杀主要有三次。第一次就是清军打败大西军后，即将主力调到川东与“摇黄”武装和南明残军作战；康熙三年，清军镇压夔东十三家义军是对川民的第二次大规模杀戮；而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年的三藩之乱是四川百姓第三次大劫难。

因此对四川人民的这种顽强不屈的抵抗，清军采取了彻底屠杀的办法作为报复。即不论是“张贼”，还是无辜的平民，一律斩杀。更有甚者还上书顺治帝要求 “民、贼相混，玉石难分。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清军杀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记载：“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杀之，成都人殆尽。”。

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粮”，“惟蜀路运粮，最为重要，宜于所复城池、村落，遍访贼积米谷，悉行察收。俾进蜀官兵，不悞支给。”。

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清军中吴三桂的军队在四川干了大量坏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将军、后被吴三桂封为国公的谭宏就是军纪甚差。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这种残忍的镇压方式，在四川竟然持续了很长时间。为了隐瞒真相清朝把他们自己干的这些大屠杀全部栽赃给张献忠。

当然，张献忠在四川时的确也做了很多坏事，但绝对没有像自清朝征服全中国后所流传的那样，四川人都是被他杀光的。 除了《后鉴录》之外，其他的资料很多都并没有将全部责任嫁祸到张献忠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