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人物争议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明朝重臣，松山之败后降清，沦为贰臣。若为中国古代忠君思想标定，确非忠臣。

贰臣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人士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帖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实际上，洪承畴的最后岁月，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都拒绝入住。弟弟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携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治十六年（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也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帖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重用洪承畴，但没让他进入决策层。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20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去世，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才将其列为贰臣甲等。

保天下说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如黄宗羲所说，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是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党争，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朋党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清初之后的相对稳定，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清政权越来越稳固。

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华夏衣冠、自由言论学术、西学东渐、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