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承畴人物争议
洪承畴是一位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历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他是明朝重臣,松山之败后降清,沦为贰臣。若为中国古代忠君思想标定,确非忠臣。
贰臣
作为投降清朝、为清朝充当马前卒的前明大学士,洪承畴在南方关系盘根错节,声望犹存,应该是招抚东南的理想人选。不想,江南人士根本不承认洪承畴的存在。他们更希望“洪承畴”已经死了,是一个停留在史册上的光辉名字。人们习惯于用“忠与奸”、“好与坏”的两极化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在这种标准下,历史人物要么是忠臣要么就是奸贼,要么是忠君要么就是卖国。洪承畴曾为感激崇祯皇帝的宠信,写了副对联帖在厅堂上:“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他降清后,有人将这副对联各加一字:“君恩深似海矣,臣节重如山乎?”
实际上,洪承畴的最后岁月,笼罩在屈辱和尴尬之中。他入清后曾回乡省亲,在泉州建造府第。洪府落成后,没有一个亲友、故旧上门。就是洪承畴的母亲和弟弟都拒绝入住。弟弟痛感国家灭亡、兄长投敌、发誓“头不戴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携母亲避居船上,泛江隐居。顺治十六年(1659年),心力交瘁的洪承畴年老体衰、目疾加剧,第二年正月解任回京。
最尴尬的是,洪承畴既受到明朝遗民的强烈排斥,也没有真正被清朝接受。入关之初,洪承畴建议满族权贵汉化,学习儒家礼仪。而汉化的满族人接受了儒家的伦理纲常,也认为洪承畴名节有亏、不忠不孝。洪承畴镇抚南方凯旋京城,如何安置他就成了朝廷的一大难题。没有预想中的封赏,也没有帖心的安抚,朝野用怪怪的目光注视着年迈的洪承畴走回朝堂。
洪承畴在清朝经历了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和康熙四个时期。皇太极只是将洪承畴作为顾问而已,并未真正重用;多尔衮和顺治两人重用洪承畴,但没让他进入决策层。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其子康熙继位。四大满族大臣分割了辅政大权。而洪承畴已到古稀之年,顶着大学士的空头衔,备受冷落,不得不奏请退休。像洪承畴这样重要的人物退休,朝廷必须对他的功劳有所酬谢。经过几番讨论,康熙皇帝授予洪承畴微不足道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袭职衔。洪承畴牺牲名节、效力20年、几经大战引导清朝坐稳江山,只换来了小小的轻车都尉,又给谴责他的人提供了挖苦讽刺的新内容。
康熙四年(1665年),洪承畴去世,此时,洪承畴在清朝官方文献中的地位起码还是正面的。到了乾隆时期,满族权贵已经完全汉化了,各地汉人的反清情绪渐渐平息,满汉思想文化开始交融。乾隆皇帝以儒家圣贤后裔和华夏共主自居,与汉族文人相唱和,开始褒扬史可法、黄道周等忠君爱国的榜样。洪承畴“叛明”的污点开始掩盖“效清”的功绩,形象颠倒过来。清朝将洪承畴列入《贰臣传》,只是念其功大,才将其列为贰臣甲等。
保天下说
明朝忠臣的产生,正如黄宗羲所说,最大冲动产生于东林党运动的道德和精神英雄主义。但是同时,东林党运动也引发激烈党争,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导致了福王的南京朝廷和桂王的追随者的分裂。朋党蔑视“汉奸”,鄙夷这样的叛国行为。但清初之后的相对稳定,国家得到了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安定,清政权越来越稳固。
明末思想家迷茫于这种现象,在反省明亡的同时,也做出了思考。比如顾炎武就努力想将个人为王朝效力和为保存文明所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中,顾炎武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认为,如果清政府能延续中国的文明,比如华夏衣冠、自由言论学术、西学东渐、儒学、礼仪,那就应该得到老百姓的拥护,为明朝政府尽忠的事应该只是“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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